● 汪铮
在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的冷战年代，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当年中国的好朋友自然包括赞比亚——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一直是中非友谊的象征。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主张要把中国人赶出赞比亚的人当选了这个国家的总统。对中国来说，更大的麻烦来自周边邻国。朝核问题，这几年似乎一直是朝鲜主导中国，而不是中国主导朝鲜；缅甸现在也敢于向中国说不；反华游行近年来出现在了河内、马尼拉和乌兰巴托的街头。这里有两个中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崛起了，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强大了，为什么在周边的影响力不增反降？
“桥头堡” 和“友谊关”
中国的云南省这几年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进一个“桥头堡”战略。所谓“桥头堡”，云南省的解释是要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直达印度洋的贸易大通道，面向东南亚、南亚交流合作的大平台和出口商品的大基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桥头堡”的定义是：（1）为控制重要桥梁、渡口而设立的碉堡、地堡或据点。（2）泛指作为进攻的据点。云南是我的故乡，我深知这个战略的着眼点完全在于贸易和经济合作。但是我不知道云南人有没有想过相邻的周边国家会怎样理解原意为军事词汇的“桥头堡”这三个字以及这个战略？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名字——中越边境上著名的关口“友谊关”。1953年以前它的名字是“镇南关”。中国的历史课本上就有著名的1885年“镇南关大捷”。1953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把这个已经使用了几百年的关名改为“睦南关”，1965年又更名为“友谊关”。在我看来，1953年的中国似乎比现在的中国在考虑周边小国的感受上更加敏感和细心一点。
举这两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一个道理：你如何看自己和别人如何看你是不一样的，外交的要义就是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就像是爱好和平的大熊猫，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恶意，但在其它国家，特别是小国和邻国的眼中，这个身体迅速膨胀的大家伙却可能是一只大黑熊。“中国威胁论”已经存在将近二十年了，中国人对它似乎已经麻木了。就像很多美国人觉得“美国阴谋论”荒唐无比，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威胁论”不值一驳，甚至不相信别人会真的把中国视为威胁。但是，近年来国际形势中关于中国的最大变化恰恰就在于“中国威胁论”：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威胁论”在近几年经历了重大的蜕变，从一种近乎谣言的猜测变为今天很多国家很多人相信和传播的社会舆论和共识，并开始真正成为政府政策。这些年的事态发展似乎表明中国的崛起在周边产生的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但是，中国不少战略研究者的眼中却只有美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周边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作为“敌对势力”的美国导演的。一“美”障目，不见东盟（亚细安），不见邻国。
说中国要小心应对“中国威胁论”并非说中国因此必须要处处小心，处处谦让。大国地位不是让出来的，大国的核心素质是领导力、保障力和感召力。
也许有不少中国人会说：“我们只想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我们不想当国际领导人。”的确，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但是这样的认识却有两个误区：
首先，今天的中国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国，中国现在有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海外利益。中国的能源不能自给，中国产品的主要市场在海外，大量的中国人在海外经营。不发挥领导力，中国就不可能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不可行也行不通。
其次，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做领导意味着发号施令和承担责任，但是现代意义的领导力绝非是在等级社会里当老大，扛大旗。
中国企业家李开复对领导力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领导力是一种有关前瞻与规划、沟通与协调、真诚与均衡的艺术。”如果我们用目前南中国海纠纷作为实例，中国作为其中唯一的大国，其领导力应当体现在承担下面这几方面角色：一、解决方案的倡议人和推动者；二、行为准则的规划人；三、谈判沟通的组织者和协调员；四、违反规则的劝诫者；五、地区平衡的整合者。中国应该认识到，南中国海问题之所以紧张加剧并非只是因为美国因素的介入，也是因为中国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领导力。领导力不是以力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以诚动人；领导力不是承担额外的责任和花费精力的负担，而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须。
三种大国模式
在处理和小国的关系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大国模式：
一、美国模式：大国通过缔结军事安全同盟给小国以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小国在外交和安全上听命与大国，小国通过购买武器等方式向大国缴纳“保护费”。
二、俄罗斯模式：大国通过掌握特殊资源（如油气）从而控制和影响小国的外交与安全，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克格勃）对小国的内政具有特殊影响力。
三、中国模式：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不驻军。大国给小国大量援助以换取小国在国际上不给大国捣乱并保持大国周边形势的稳定。
如果比较这三种模式，大国对小国的保障力是依次递减的，而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与其所提供的保障力成正比。美俄的模式在近几年都遇到问题，比如日本的鸠山政府曾经在“脱美入亚”上有所行动，但结果是以鸠山下台而告终。大国如果对小国的内政没有影响，也就难以对其外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小国而言，来自大国的援助和尊重自然重要，但其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自身安全的需求从临近大国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个小国势必会去外界寻找新的安全保障。
中国模式的重点放在维持周边局势的稳定之上，中国不希望看到因为小国的内政出现波折而成为地区安全问题，也不希望小国在国际上制造事端影响地区稳定，特别是不希望外界的不稳定波及中国国内。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模式是以援助换稳定。可是，近年来的事态的发展证明这种国际维稳的代价是很高的，方式是被动的，效率是低下的。中国无疑需要探寻适合自己情况的新模式。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周恩来1976年逝世的时候，朝鲜的金日成哭坏了眼睛，缅甸的尼温也多次痛哭，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过的几天。这些都是真情的流露，他们是真的对周恩来有感情。中国在文革时期的外交政策自然是当时中国内政的反应，中国大陆对此也多有检讨。但是，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靠的绝不只是援助和五项原则，还有周恩来的真诚和毛泽东的思想感召力。
至圣先师的弟子问孔子：“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这段《论语》中的对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中国不应当孤独崛起，中国的崛起对周边产生的应当是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讨论是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焦点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外交同样重要。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即便其外交政策可以是充分的现实主义，其影响力和亲和力的重要来源是文化和价值观，是前瞻力与规划力，是沟通力与协调力，是真诚。
作者是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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