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苏建国已悄然复出，“邱建国将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抚州市公路局工作人员证实，苏建国履新消息属实。有关邱建国复出的消息尚未得到当地官方确认。（《京华时报》12月4日）
几大门户网站，都转载了这条新闻，网友热情也都超高，短短几小时之内，参与人数就都超过了5万。浏览网友跟帖，发现意见几乎是一边倒，不理解、愤怒而又无奈。但是，由于中国的干部没有退出机制，“问责官员”必然面临着复出的问题。有复出，就必然会产生争议，因为历史痕迹客观存在、无法消除。
实事求是地讲，对待“问责官员”，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对那些负有直接责任、思想基础已经坏了的“官员”，应该坚决地清除干部队伍，不能给任何复出的机会；而对那些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或连带责任而被问责的官员，我们的确不能一棒子打死，在制度层面上是应该允许他们复出和晋升的。
问责官员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程序复出和晋升，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在很多国家，由于公务员是分类的，问责官员的复出和晋升也是分情况的。对常任性质的公务员，只要没被开除，问责期满就可以复出和晋升；对于选任性质的公务员，复出和晋升与否，完全取决于选民的选票；对于入阁性质公务员，则由组阁者决定，而民意机关往往具有同意权或质询权。而我国，由于公务员的性质并没有划分的这么细，也没有明确的制度来规范，所以“问责官员”的复出和晋升多数时候就成了令人关注和容易产生争议的新闻。
人们期待能够有相关的制度来规范问题官员的复出晋升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全国性的法律规范。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行政监察法》修改，在2010年6月尘埃落定的时候，也没有碰这个话题。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也仅仅是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至于复出，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免职、撤职，是为了“医病救人”；复出，是为了“知耻而后勇”。因此，问题官员复出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知道“耻”了，是否治好了“病”。如果轻易让那些主观世界没有丝毫改造的“问题官员”复出，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误国、误党、误民。但免职、撤职期间，“问题官员”是否真心检讨悔过，主观世界是否改造地足以担当新任的程度，又是一个自由心证的问题。
一个人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决定问题官员复出与晋升，不能任由官方自说自话。在如今的民意时代，不能不考虑民意，只有符合民意的问责官员复出和晋升，才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任何逆民意的复出和晋升，对政府公信力都是一种伤害。因此，应把对问责官员问责期内表现的评价权交给民意，把问责官员复出和晋升的决定权也交给民意，这是消弭争议的最好办法。
当然，在目前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可先由代表民意的人大来作出评价，作出决定，这至少比行政权力得自说自话要有说服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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