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在抗战结束后 “慰问北方同胞”,此时的北平也曾让蒋介石体验到了 “抗战领袖”的无限荣光–当时他的画像被端正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蒋介石不会意识到,就在攀上政治生涯最高峰的同时,他已悄然迈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仅仅过了不足三年,1948年9月30日,再次出现在北平的蒋介石已是快输光全部筹码的赌徒。蒋介石被广为指责的是因其 “独裁”、 “专权”导致的内部争斗不断,其实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很难说这两者何为因、何为果。魏德迈对蒋介石曾这样评价: “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
“蒋介石的军事教育层次比较低,大的军事指挥上有很大局限性。”杨奎松评价。与 “自学成才”的毛泽东比,蒋介石算是学军事出身, “但是,蒋介石在考虑军事问题时,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而在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杨奎松注意到,在蒋介石早期演讲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的内容, “ 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
蒋介石后来广被诟病的一点,是喜欢越级指挥。杨奎松说: “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着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易劳逸在其着作《毁灭的种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所以,这个政权是和社会脱节的。
易劳逸认为,蒋介石对政治进程的观点完全是传统型的, “像清朝的皇帝一样,对他来说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因此为了扩大他的权力,他操纵和联合了一部分上层人士去反对另一部分作为他对手的上层人士。“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强国是那些成功地动员了绝大部分民众而不只是以上层社会支持他们的目标的那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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