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访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古尧舜时代。当时，衙役于交通要道设立木柱一根，上安放横木，百姓谏言、诉冤可刻于横木之上，称为“桓木”。明代，柱子的材料换成汉白玉，云龙纹盘于柱身，象征皇权，百姓再也不可谏言、诉状，更名曰：华表。
古典戏剧中，告御状、诉冤屈的故事比比皆是。故事情节大多相仿：草民受地主、乡绅或官吏的压迫，家破人亡无处伸冤，只能沿路乞讨进京，击鼓鸣冤告御状。
今天，现代版上访故事仍在上演。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大桥下、马路边、出租屋内，多年来盘踞着“进京告御状”的上访人群。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和冤屈，一次次被驱赶、遣返，再回来。这是一个与你我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座城市里，受打压、被漠视的群体。在漫漫的上访路上，有截访、拘留、“被精神病”、“被失踪”在等着他们。
在此，我仅是客观地将我的所见所闻展示出来，至于上访者单方面所控诉的案情是否夸大其辞、子虚乌有，凭我的心智终无从考究。我所接触的上访者，有个别疑似患有精神病症状，那么他们是上访前就患病还是之后被逼患病？我不是医务工作者，也不是心理专家，这犹如“罗生门”一般的悬疑令我迷茫。疑惑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如此锲而不舍？！
2012年的新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这个被忽略、受漠视的群体……
小吉祥
小吉祥的妈妈王秀英家在山东青岛胶南，离异。自称在家被计划生育办误抓，非法关押期间被打致残，受伤部位在肋骨和腰部。由于治病尚欠邻里数万元。现在王秀英上台阶时都需要扶着栏杆，生活用水靠住在隔壁的好心流浪青年“哑巴”帮忙提。今年7岁的小吉祥随母上访、流落至今。去年有位好心的记者，带来一千块钱和一把铅笔，让小吉祥去上学。到了期末考试时，由于出水痘，小吉祥的考试成绩只得了全班第三名，期中考时是第一。上学期，小吉祥读书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除了，2012年新学期只能另找学校，目前仍没有着落，同时，母女俩还为筹措每学期840元的学费和每月186元的学校午餐费而犯愁。小吉祥还有个21岁的哥哥在老家，去年底由于工伤一直卧床至今。王秀英对女儿说：“要努力读书，这是唯一的出路，能改变命运的出路！”
李大姐
曾经在河南平顶山打工的李大姐今年58岁，来京为二儿子伸冤。二儿子12岁时，被5个学生打成神经病，施暴者没有受到李大姐所期望的法律制裁。对方想私了，她说多少钱都不要。如今，她老伴儿早已去世，大儿子也已结婚生子。李大姐独自一人坚持到北京上访，据她说往返已有30多次，这次来了三个多月。
陈玉蓉
来自河北的陈玉蓉老人已74岁，最近一直露宿在桥底下，现在距她初次出来“讨说法”已经28年了。在陈玉蓉叨絮不清的陈诉中，我大概了解她上访的缘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承包分配纠纷，被单位领导借故开除，1996年她进收容时被没收了所有证件，今年“五一”回家才补办了身份证。
黄志武
来自湖南的黄志武是少数不主动与我谈论上访案件的人，只是淡淡地提了句：“民事纠纷”。30多岁年轻力壮的他曾直言在管庄附近打过几个月短工，但讨不回工钱。黄志武经常提及的是住在他隔壁、常数日不归的女孩胡文娟。他总怀疑胡文娟受到某人的威胁、控制。据称，他还为此打过110。黄志武常去缸瓦市基督教堂做礼拜，几次想去跟拍，未果。也许，他在寻求内心的安宁。
杨德起
今年39岁的湖南省安化县农民杨德起，2008年8月与邻里发生冲突，下颚、颈胸部、左手背被砍3刀，侥幸逃生；其父杨其祥头部受重创，在医院抢救17天无效身亡。杨德起自称被凶手及办案人员勾结反诬，蓄意栽赃陷害，臆断案情被判15个月。他70岁的老母亲曾为此事来北京上访，当即被拘留7天，遣返原籍后又遭拘留10天。杨德起来京上访数月，也多次被遣返。
……
首都繁华CBD喝着咖啡的白领，桥洞底下无家可归的上访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个时代的“切片”，少了任何一部分，对这个时代的记录都是一种缺失。在我断断续续拍摄的一个多月里，是京城最寒冷的季节。偶尔见到一些低调的民间公益组织给露宿的访民们送被褥和冬衣，也有的派发食品。据悉，春节前夕警察也派发过袋装速冻水饺。其实，类似这样基本的人道救助，正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体现。
一位三个多月曾被遣返八次的上访者说了一句话，令我如遭电击般浑身一颤：“用自己的血与命换自己的尊严！”
小吉祥和她的妈妈王秀英在桥下窝棚里相依为命。清理桥洞的时候，母女俩同时患病，来拆窝棚的警察动了恻隐之心，她们的小窝才得以保全。王秀英是山东青岛胶南人，自称在遭受非法关押期间被打致残。今年7岁的小吉祥随母上访、流落至今。在好心人的资助下，小吉祥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了学，成绩优异，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但是上学期学校被拆除了，小吉祥面临失学。母女俩还为筹措每学期1026元的学杂费而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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