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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基本操守

“讀書”的基本操守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党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透露出太史公對先哲一心向學、不為世勢所動高尚品質的響往。無獨有偶,兩千年後,著名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名篇《贈蔣秉南序》中,也表達了類似的願望:

“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檢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之,不甚喜其文,惟深羨其事,以為魏丘諸子值明清嬗蛻之際,猶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與從容講文論學於乾撼坤岌之際,不謂為天下至樂大幸,不可也。”

它反映了對“讀書”理想境界的追求,這境界,也可以說是讀書人“讀書”的基本操守。

這操守,在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中體現出來了,在司馬遷為李陵辯護遭閹刑後仍忍辱負重堅持著述《史記》的精神中體現出來了,在《史記》中不畏權勢,堅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論述中體現出來了。漢武帝用屠刀予司馬遷以閹刑,而司馬遷以待罪之身在自己永垂青史的《史記》中以一支正直的知識分子禿筆最終判處了最高統治者迫害功臣、侮辱讀書人人格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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