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当代离骚，古体诗复兴之标志
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柳忠秧《楚歌》的横空出世，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从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推广新诗以来，古诗的文学地位一落千丈。当代的古体诗人，视古体诗仅仅是怡养性情的手段，并没有将之提到文学发展的高度。而柳忠秧就很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瞄准高端，他自称要做当代李白、写当代《离骚》。他说他的目标是要复兴古体诗。他认为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知识分子离不开诗，中华民族离不开诗！
因此柳忠秧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让古体诗在当代获得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古诗必须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真楚人为楚文化而歌
正如李遇春教授所评论的“柳忠秧是楚人的后裔，不光是外在的地理和生理上的楚人后裔，而且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上的楚人后裔。柳忠秧有着浓重的楚人情怀，在长期的商海闯荡和人生历练中，他的楚人情怀甚至已经衍化成了一种楚人情结，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谈举止中，而且浸透到他的骨髓和血液中去了。” 柳忠秧身上的地域情结、楚人情结，非常浓厚。因此，柳忠秧才要为楚文化而歌，才会时时处处想到自己身为楚人，才会为身为楚人而感到无比骄傲！因此，相对于其他诗人，柳忠秧更有“文化的根”，他的作品才更有中国气派！
第三、楚文化的史诗
读过柳忠秧的《楚歌》，我们看到了一部恢弘的楚文化的发展史，四十四首，四百四十四行。从最初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楚庄王“问鼎中原”，屈原“行吟泽畔”，再到“大汉雄风”，再到楚狂李白，再到张居正的锐意革新，再到曾国藩、左宗棠式的“楚人血性”。这样纵横五千年，融古今于笔端，慷慨激昂，健笔凌云。读过之后，确实给人史诗之感。确切地说，这种史诗是文化史诗。柳忠秧对杀人盈野的帝王还是保持着严肃的批判和冷静的审视，他把崇拜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文化英雄”，他写屈宋、写李白、写王夫之等等，就是在盛赞文化，为文化史上的“英雄”高歌！
第四、师心自用，今人用今体，今人用今韵
关于《楚歌》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是，《楚歌》四十四首，竟然每首十行，柳忠秧竟然不采用格律诗的体。有人甚至认为，不用格律体的《楚歌》根本不是古诗。对此，柳忠秧总是一笑置之。他总是说，《诗集》岂是格律体？汉魏古风可是格律体？李白的《将进酒》可是格律体？都不是。现在我们流行的七言八句的所谓律诗，仅仅是中晚唐逐渐定型的一种诗歌体式。律诗仅仅是古诗的一种，假如用格律体就不会有《离骚》。说《楚歌》不是古诗的人，是自己不懂。柳忠秧在“今人用今体，今人用今韵”思想指导下，师心自用，借鉴了楚辞体、歌行体、格律体、九体等等，用一种既整齐划一，又不约束诗心的体式，来完成这部《楚歌》。因此郭军先生的评价是恰当的“在湖北乃至中国诗坛上，少有诗人像柳忠秧这样，以古为师却不拘泥，自成一格之余，能将楚人情怀抒发到极至之境。”
第五、自君天下的天诗
正如第三代代表诗人野牛在一篇评论中提到“天诗——这是我对柳忠秧古风的整体评价。……天诗是血液里的东西，不需要学，也学不来；天诗是唯一的，他人无法模仿，诗人自己也无法复制。天诗是一群不依赖于专业知识的天才人物的创作，它们大多出自帝王将相、侠客大盗、高人逸士之手。柳忠秧正是这一路的人物，他的诗歌也正是这一路的绝品。他不读诗谱词谱，无心寻章摘句，或喜从天降，或悲从中来，便如神灵附体，一时手舞足蹈，形诸笔墨，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斐然可讽。”这段评论确实是抓住了要害！在另一段文字中，诗人野牛指出：“‘自君’出自《楚歌》的‘我向九天我自君’一句，我借用来指称《楚歌》中那种纵横交错、来去自由的意素。‘自君天下’又是一个原创概念，指个人对天下的自主态度，非王者气概不能纳之。……对于柳忠秧和他的《楚歌》来说，‘自君天下’意味着自由狂放的想象，激情的自由挥洒，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第六、崇古而不泥于古，召汉魏盛唐之诗风诗骨诗魂
柳忠秧虽然写古体诗，但是并没有食古不化。作为一个古体诗人，他对这个时代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用儒家的话语来说“柳忠秧是个具有入世精神的诗人”。他有着强烈的担当意识，时代意识。柳忠秧认为，诗就应当有贵族气，诗人就应当平交王侯。柳忠秧非常反感当代的一些诗人猥猥琐琐，像个氓流，认为诗人就应该气宇轩昂。他提倡古诗也是因为当代诗人大多已跟不上社会的节拍，因此古代诗人所展现出的主流意识、士子风度、宽博情怀、人文气韵以及社会参与力，正是当代诗人必须好好学习的！
第七、古今豪放派的杰作
柳忠秧是一个豪放的人，他喜好饮酒，千杯不醉，人称“柳不倒”。他尤其喜欢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作诗，这有种李白的风采。柳忠秧的诗异常豪放，有人分析认为是一种“悲豪”，与李白式的“天豪”，苏轼的“哀豪”，辛弃疾式的“情豪”，毛泽东式“直豪”，可以并称。不管这种分析正确与否，柳忠秧诗歌中的豪放之气确实让人侧目！如这样的诗句“掀桌横扫小蚍蜉，把酒痛书大胸襟！”“十面沧桑穿胸来，嗤目断喝吞熊罴。”这些诗句均体现出柳忠秧真楚人的真性情、大狂放。
第八、楚文化的大悲大痛
在《楚歌》中具有很明显的悲剧意识，如这样的诗句“魂已归兮魄为雄，肝胆裂兮苦已极！”“悲莫悲兮城自毁，痛且痛兮心将亡。”这些诗句表明，《楚歌》绝不是赞歌，而恰恰是悲歌。这与楚文化的悲剧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对此柳忠秧体会很深，他曾说：“楚文化她的悲剧精神更为深刻，充满着大悲大痛、大情怀、大勇气，死而复生，凤凰涅槃。”
第九、并非歌颂帝王将相
有人认为柳忠秧在《楚歌》中陷入一种帝王崇拜，为各式帝王歌功颂德。这种批评的声音，失之于武断和谬误。要知道，历史虽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人民”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可否认，帝王将相在历史转折关头，其个人行为，对历史走向有巨大影响。因此这些帝王将相都是绕不过去的，我们不可能写一部没有帝王将相的中国史。否定了帝王将相，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国的正史，其本质是用现在的眼光将古代的一切全部打倒。《楚歌》中对帝王将相的歌颂，虽然带有英雄史观的影子，但柳忠秧对此还是清醒的。他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帝王将相，对他们的错误也有所批判，对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所点明。这应该是柳忠秧的辩证思考吧！
第十、宽容的大历史观
《楚歌》作为一组纵横上下五千年的史诗，是用一种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这既不是古人的历史观，也不完全是今人的历史观。柳忠秧看到了历史的吊诡，也看到了历史的无奈，看到到相关史实的问题，也常常能看穿其虚伪与真实，从而给予客观的评判，既不责备古人，也不妄加称赞。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总是存在多角度，由于《楚歌》中提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其中一些人在史书上褒贬不一。读者如果根据柳忠秧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而大谈正确与错误，就实在没有把握柳忠秧的深意。《楚歌》是诗，而不是历史论文，如果有些历史评判还不太到位，那作为诗歌的一部分，也并不危害《楚歌》的真正价值。
М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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