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做好事被嘲笑或被怀疑动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行善者的心理负担，让不少人担心：当今社会是否缺乏做好人好事的环境？上周，对78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其中39.1%的人认为非常差。受访者中，70后占39.1%，80后占44.3%。
“好人难做”不是一个道德命题，而是折射出了愈演愈烈的社会信任危机。有媒体曾经推出核心报道“我们的社会病了”，指出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缺失信仰、严重畸形化。世界变得这么大，人心却变得那么小，信任危机始终干预着我们的生活——不敢伸手扶老太、见死不救、做好事被嘲笑……都是如此。不过，这终归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一种短暂阵痛和必要的成长代价，也不必过度渲染。
“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这是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口中的陌生人社会。在渐行渐近的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人情与血脉的联系，面对城市中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我们都保持了几分“警惕”。这种“警惕”在很多时候，会化为一种无形的排斥和疏离，看上去带着自私自利的色彩。就像很多人都明知乙肝患者并不会直接对自身构成侵害，但在实际接触中，仍然会出现下意识地“远离”——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是人心的冷漠，而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因此，解读“好人难做”的社会阵痛，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并不是道德的退化。一方面，陌生人社会里，除了法律的监控之外，需要公民契约理性来维持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履行社会责任，而我们都还远远未准备好。“好人难做”相对应的固然有道德的沦落，而更多是因为公民契约理性力量薄弱导致的社会信任纽带断裂；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大、公共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公共福利水平与公共需求还有较大距离，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催生社会阵痛的重要因素。比如富人寡善就具有巨大的辐射效应，不少有能力的富人游走在正义和道德的边缘，这种极易被放大的“蝴蝶效应”，会进一步加剧普通人的被剥夺感和心态失衡，反过来助推道德的放量下跌。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大步踏入陌生人社会，但相应的社会诚信体系和确保陌生人社会良性运行的更高层级的社会管理与保障体系却没有与之“同步”，显得相当的滞后——公共的权利焦虑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只能选择各自为政的自我保护和情感纾解路径——这才是“好人难做”社会阵痛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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