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制弊端是根源,十八大後启动"大部制"改革呼声高
* 从政府职能部门改革最难也最易,拆"庙"难也得拆
* 理顺实体经济,小微民企有望挑大梁
* 到预期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才渐明朗
作者 沈燕
对新疆某单位专门负责跑项目的朱先生来说,他理解的"大部制"改革是勿需再为找多个部委章盖而跑断腿;而对一家国有银行投行部负责债券发行的丁女士来讲,在经历了因不同监管部门竞争带来的债券市场大繁荣後,却有点担心"大部制"会降低部委间的竞争力,反而影响市场化的推进.
这些对"大部制"的不同看法也恰恰说明,对十八大後将履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而言,为推动中国经济未来数十年继续稳步发展,率先启动精简政府职能的"大部制"改革,或许是最难、但也可能是最易的突破口.
受访的专家们提到,打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大部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如果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效果,将有效激发民企和小微企业的的经济活力,在未来数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再创辉煌.
"中国的改革通常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现在中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根源也是在政府体制上,包括贫富差距,实体经济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指出.因此对於新一任政府而言,启动大部制改革正当其时.
他指出,应该说这是最难也是最容易的,说"难",是因为要打破部门的固化利益会遇到很大阻力;说"易",毕竟这是从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要有决心.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七一讲话"中也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并提出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该讲话也被视为中国下一届政府的执政方向.
预计将於今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选举新一届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很可能接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而国务院总理将由李克强出任.
在十八大最高国家领导人确定之後,倍受瞩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将水落石出."人"落实之後,才能落实"事".直到预期将於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时,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基调,以及是否启动大部制改革等重要问题,可能才会逐步明朗.
**收权与放权**
专家们指出,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和强势垄权,是目前最典型的行政管理弊端.不该管的管多了,该管的没管好,导致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最新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提出必须改变目前政府多头管理和强势部门垄权的现象,并将矛头直指发改委."发改委系统的垄权致使有些部门在自己的决策事项领域难以真正实现综合决策权和管理权."文章指出.
如在农村公路建设方面,发改委掌握决策权,交通部有其责而无其权;在住房保障方面,发改委对住房保障的可研、初设、环评等各项具体内容进行审批,极大地影响了住建系统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项目申报和实施进度.以及各部门在在运行上互相扯皮推脱,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制度保障.
对此一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员也深有感触,"中国很多的政策出台都是各部门’打架’打出来的,尤其与部门领导是否强势有关."
他举例称,今年中国政府出台校车安全条例时,原本发改委牵头做方案,但在涉及校车管理及运营安全监管时,教育部与交通部因权责之争分歧较大,最终迫于压力方案出炉,但部分地区却出现买了校车无法上车牌.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也表示,"大部制"并非简单的部门合并,必须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服务功能的改变.
这一思想,在目前一些市场传言中也有所体现:传发改委在"大部制"改革方案中以被"收权"为主;而中国央行则是被"放权",不再属於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其做为独立的国家机构,以保证货币政策推出的独立性.
"中国央行在利率、货币等重大货币政策问题上一直都不能独立做出决定,这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市场化发展是不匹配的."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就指出.
而此次对央行放权若成为现实,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大幅度提高,对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无疑具推动作用.
**前车之鉴**
中国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整合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并以此拉开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帷幕.但这场"蜻蜓点水式"的改革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今年8月出版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刊登一篇题为"大部制改革:期待、沉思与展望–基於对五大部委改革的调研"文章称,因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整体安排、政策支撑和法制保障以及部门利益作祟、资源割据盛行、平行等差掣肘等造成改革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中国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换汤不换药,中国要启动真正的大部制改革,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决心,更需要周全合理的改革方案.最重要的是减少政府职能部门的各种审批权限,真正实现服务型廉洁高效的政府.
而近年来中国出现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桥梁坍塌等层出不穷,究其背後的原因,多头管理及监管不力的体制及由此滋生的腐败难辞其咎.
大部制是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设置的惯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在12到18个之间.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实现大部制,如俄罗斯现由17个部门组成联邦政府.而中国现有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还有大量事业单位等.
前述大部制展望的文章指出,"要改变’一线权小责大、二线权大责小’、以及’领导不负责,负责不领导’等权责不一致现象".
文章建议,应整体筹划并逐步推进其它领域的大部门调整,实行大文化、大科教、大医卫、大农业、大财政、大交通、大国安,同时科学构建权力结构,将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执行职能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避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
"当然改革的推进需要时间,或许不是一届政府就能完成的,但至少要有推进的勇气,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平新乔称.
**稳经济主力需’下移’**
若将中国十八大後寄望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视为政府放低身段,从"强势"归位到"服务有效廉洁",那麽,要实现稳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等现实问题,中国经济的主体需要下移到民企及小微企业.
"如果说过去数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功臣是国企,那麽未来应该给民企更多的发展空间."平新乔表示,"中国实体经济好不好,民企及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是最好的指标."
而经济下行时如何调动激发民间投资,对中国实现稳增长至关重要.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要让民间投资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力,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改革举措应该跟上."
他在接受路透采访时提到,虽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实施细则,但关键是落实,同时还应大力减税减费,尤其应将小微企业的减税规模由目前百亿级扩大至千亿级;更期待五项关键性改革能加速推进,包括打破垄断,收入分配制度,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以及政府体制的改革.
打破垄断,推进垄断领域的改革就是为了拓宽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给民间投资更多的空间,推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则应着力提高劳动者收入,缩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
近日发布的中国最新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在9月中旬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上就提到,市场经济建设要争取达到三个标准:平等经济、行业进出自由和不能有行政的权利排除潜在的竞争.
而制定统一的、一视同仁的企业扶持政策,保证政策落到实处,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显然是民企对十八大後的企盼.
"我们并不奢望十八大之後,民营企业的困境会在短时间如一两年的时间烟消云散.如果十八大能够直面这些问题,指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令人欣喜的."中国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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