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多是王宝森——这是民众对反腐工作的批评之语。它当然不够客观，王宝森之类的贪官毕竟是非主流，但这样的批评，既表达了对当前贪腐现实的忧虑，也表达了对监督监管体制迟钝的不满。近日沸沸扬扬的陕西杨达才案，又激起了公众这种不满。
自陕西省纪委公布杨达才因存在违纪问题而被撤销局长后，近日陕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对调查中发现的杨达才违纪线索，纪委仍在调查，对于杨达才购买手表的发票及在银行中的存款等正在一一核实。已查出杨达才的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东方早报》10月10日)
如果既有监管体制能正常运转，那上述问题早就该被发现了，而无须等一个“不合时宜的微笑”这种不靠谱、无厘头、让人哭笑不得的线索。这种不成网络焦点就不查、一查就全是问题的现实，很容易让公众对反腐能力提出强烈质疑。
查出杨达才的钱存在20多家银行——这不一定有问题，关键是这些钱到底有多少，有没有正当来源？相关部门的回应是：现在他的存款涉及20多家，我们一家一家去查，一天查一家，我就要20多天——公众自然要问：监管部门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去查杨达才的存款？
存款是官员家庭财产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虽未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但早就推行了财产申报制：一定级别的官员得向纪委申报财产，由组织内部掌握。官员财产申报制，一个重要配套制度应该是财产核实：干部申报财产后，监管部门必须进行核实。比如，杨达才向上申报时称自己有银行存款50万元，监管部门当然不能轻信其自报，而应进一步掌握他的钱存在哪些银行，每个银行存了多少钱，以此判断其廉政状况。有申报，有核实，这才有意义。
中国也早就实行了银行存款实名制。多年前，有关部门就高调宣布：一套新系统的使用，使得我国银行账户实名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银行机构可通过该系统核查相关个人的公民身份信息，从而方便、快捷地验证客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的真实性。当时一位官员就宣称：此举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贪污受贿、金融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违纪的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那上面这种先进系统，此前为什么未能发现杨的问题？为什么先前监管部门未使用这一系统，对这样一个处在腐败高发岗位的官员进行监管，而要等到出问题后才想到去查他的银行账户？
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实名制，它们似乎多是方便于管理老百姓的，却缺乏对问题官员应有的敏感。一个个实名制管民不管官，于是，很少有官员是在哪个实名制监管中暴露腐败问题的。此起彼伏的腐败案，无情地嘲弄着那些只给公众添麻烦的实名制。
以杨达才的身份，肯定要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财产，可从“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到今天才被调查可知，有关部门并未对其申报进行核实，这使财产申报制形同虚设。难怪近来曾先行试点过官员财产公示制的湖南浏阳一位官员接受采访时说：当年财产公布时，我很坦然，因为我的收入都是合理合法的。但少数人隐瞒了收入，因为他们不敢多报，要不然那些灰色收入就没办法说明其合法来源。但事后没有人去调查，就直接公布了。公布的财产信息缺乏权威的核实，事后又无机制监管官员财产递增的合法性，这样的公示事实上无任何意义。
当管民不管官的金融实名制，遇到徒具形式的财产申报制，其结果可想而知，贪官巨额不明来源的财产公然存在银行里，监管部门竟毫不知情。于是，只有小偷、情妇、火灾、车祸这些偶然露馅的戏剧性情节和人物，才能让贪官现形。
我们的反腐问题有两大方面，一是贪官的潜伏期过长；另一方面就是，线索的暴露过于戏剧化，反腐线索链太长。一个正常的反腐体制下，贪腐的暴露，线索链条一般都会尽可能地短，这样才会有反腐效率：比如，银行存款在监管中被发现问题，然后贪腐曝光；分管的工程出了问题，然后暴露出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可是，因为监管体制的失灵，很少有官员是在常态制度化监管中被发现，倒多是从这个案件牵出另一个案件，从一种不正常行为中被顺藤摸瓜地发现。我们能从银行巨额存款想到腐败，却无法从一个微笑想到腐败。可已有很多腐败的曝光，都是以这种让人无法想像的方式、在过长的线索链条中曝光的：诡异的微笑—奢侈的手表—一堆手表—被人肉—发现问题—银行存款。
这一次，走过场的实名和申报又被嘲弄。杨达才的“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既嘲弄了金融实名制，还嘲弄了财产申报制，更嘲弄了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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