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莫言的女性主体论述里，笔者考察了莫言笔下的女家长形象，这些女家长的权威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文本中出现了父亲权威的空白—-旧的象征秩序被打败而新的尚未建立。因此在这一章里，笔者将进一步探讨莫言对文本中男性形象的去势描写手法，这一手法被频繁地应用在莫言的各个文本中，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男性阉割构图。
所谓“去势描写”，是指莫言往往把男性家长排除或放逐在文本之外，并在精神层次和肉体层次上贬压其男性气质和父亲权威。这些去势的男性形象往往是旧的父权象征秩序的代表，他们与莫言塑造的一批“女家长”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悍妻懦夫”结构。可以说这是莫言书写策略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之一，正是通过“悍妻懦夫”这一模式的建构，莫言才得以对父权文化的编码展开反指涉/指涉和自我解构/建构的工程。
因此，在这一章里，笔者尝试通过剖析莫言笔下的去势父亲和男性阉割构图，来窥探莫言笔下男女人物关系的构成，并希望借此对莫言的历史书写和阉割男性策略运用等问题，作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
第一节 去势的男性描写
纵观莫言的去势男性描写，主要有两种类型—-肉体残障与精神残障。前者是在生理层面把男性身体给予贬压去势的处理；后者则是从内在精神层面阉割传统宗法父权的男性权威，借此挖空他们的尊严、人格和身份地位。
肉体残障的方法主要出现在莫言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例如在《透明的红萝卜》里的小黑孩是个不能说话的哑巴，在《红高粱家族》里的单扁郎是个麻风病人；在后期的小说创作里，莫言则倾向于从精神层面阉割男性家长，因而一批拥有精神残障特质的男性形象出现在莫言的文本中，他们甚至有时还伴以肉体残障，也即双重残障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例如《丰乳肥臀》便是一个让双重残障的男性人物集体登场的去势男性文本；而到了《檀香刑》这个圆型的杀父文本里，作者则注重刻画了人物的精神残障，且多以象征的方式来表现。下面我将对此展开具体的论述。
在《红高粱家族》这个巨大的象征体系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父亲权威的交迭过程。前一种去势的父亲权威是以“我”的外曾祖父（“我奶奶”的父亲）以及单家父子为代表的，后一种崛起的父权体系则是以“我爷爷”和“我父亲”为中心代表的一群高密东北乡的英雄汉子。对于去势的父权体系刻画，作者所费的笔墨很少。“我”的外曾祖父每次都是以“醉得像一摊烂泥”[1]的形象出场的，单廷秀则被刻画为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子，他儿子单扁郎是一个麻风病人，“生着一个扁扁的长头，下眼睑烂得通红。”[2]
烂泥、干瘦、麻风病，作者首先通过肉体的去势描写剥夺了男性家长的权威，此后通过“我奶奶”的身体背叛行为以及与情夫（“我爷爷”）合谋杀死了单家父子的情节完成了杀父/杀夫的过程。而交待这一过程，作者仅仅是用了小说开篇的几页篇幅去完成的，此后大量的小说篇幅，充斥的都是关于新生势力如何在“纯种”与“杂种”的斗争中建立。
到了《丰乳肥臀》，承受双重阉割（肉体阉割和精神阉割）的男性形象开始集体登场。首先是上官家族的男性（上官福禄、上官寿喜和上官金童）作为明显的去势男性代表出现在文本中。作者一方面是通过身体/性的无能来贬压他们作为男性家长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进一步通过精神层面的“孩童化”来剥夺了他们的男性权威。
上官福禄在驴前弯下腰，伸出那两只与他儿子同样秀气的小手，按在黑驴抽搐的肚皮上。父子二人对面相觑，都咧嘴，都龇牙，活脱脱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父起子伏，父伏子起，宛如踩在一条跷跷板两端的两个孩童。……父子俩都没有力气，轻飘飘，软绵绵，灯心草，败棉絮，漫不经心，偷工减料。[3]
从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上官父子的双重阉割。首先是肉体上的阉割：秀气的小手、没有力气、软绵绵、灯心草、败棉絮。这一段的描写出现在上官鲁氏与上官家的小黑驴同时生产的场面里，因此作者在这里除了突出上官父子缺乏阳刚之力外，其实还影射了他们父子的性无能。从后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官家一直历代单传，人丁不旺，传至上官寿喜这一代，更要通过上官鲁氏出外借种才得以延续香火。而从“活脱脱一对难兄难弟”、“宛如踩在一条跷跷板两端的两个孩童”的描写，更可以看出作者对父子俩做了“孩童化”的处理，也即精神上的阉割，从而剥夺了他们作为男性家长的地位。在上官金童出生之后，他们便退出了小说的舞台（被日本皇军杀死）。然而上官金童却是个患了“恋乳症”的男性，终其一生的努力都不能脱离母亲的乳房（“孩童化”），同时他也是个性无能。
除却上官家族的男性，作者还对斗争中各种势力的男性代表进行了集体阉割，他们或是哑巴，或是身体残疾，或是因久居洞穴而失去语言能力，这些人最终都无法逃过死亡的宿命。
及至《檀香刑》，莫言对男性人物的去势描写发生了转变，他往往不直接地从肉体上阉割男性，并且在精神残障的处理上也脱离了“孩童化”的处理方式，转而使用更隐秘的象征符号来暗示父亲权威的失落。
在《檀香刑》里，主要有四个男性人物：赵甲、赵小甲、孙丙、钱丁。除了赵小甲被塑造成白痴并具有性功能障碍的形象外，赵甲、孙丙和钱丁都在文本里具有一定的男性权威。赵甲的权威以他手中的刀为象征，他是大清朝的刽子手，杀人替代了他作为男人而性无能的一面。在很多场面的描写中，杀人获得的快感都成为了做爱高潮的隐喻。他最后在为孙丙施以檀香刑的高潮极致中为孙眉娘所杀。孙丙与钱丁的男性气质则是通过他们各自拥有一部美须来体现的。由于各自立场不同（维护朝廷与反朝廷），孙丙与钱丁以“斗须”为名进行过一次权力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孙丙被钱丁媷了胡子，意味着孙丙男性权威的丧失，孙丙自此在文本中走向了去势的方向。而另一方面，钱丁的美须是作为性能力的象征出现的，他的官职则是男性权威的象征。于是钱丁在文本中便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美须和官位而耗尽了心血。为了抓拿孙丙保住乌纱，他愁白了一部美须，官位最终也无法保住。作为男性家长的地位最终也丧失了。
从上面分析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塑造去势男性形象的一个轨迹。从早期的《红高粱家族》中身体残障的去势描写，到《丰乳肥臀》中双重残障的男性阉割，再到《檀香刑》中用象征的符号隐喻父权的缺失，莫言对男性形象的去势描写经历了一个从直白到隐讳的转变。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尝试重建历史，从主动寻根到主动杀父的历程。
《红高粱家族》是个寻根（寻找父亲权威）的文本，尽管在开篇中涉及了杀父的情节，然而这并不是文本中要着力的地方，因此在往后大段大段的篇幅中，作者为我们展示的都是关于“种”的辩论。因此这里对于去势的男性描写处理得相当直白，因为这些男性在文本中不过是过场的人物。
《丰乳肥臀》是一个关于“根的失落”的文本，作者把寻根的梦想寄托在了“母亲”的身上，因此作者对文本中的男性作了刻意的、双重的去势描写，以突显出母系的历史来。
《檀香刑》是真正意义上的杀父文本，这是从小说一开始莫言就为文本定了性的。小说中呈现的不再是《丰乳肥臀》中那处处可见的男性去势描写，多了的是隐藏更深的象征意象，莫言正是通过对这些意象进行解码和重新编码，来瓦解了文本中所建构的父亲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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