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东港市新近提升了一位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美女副市长的简历引来网友围观，大家纷纷发帖表示“晋升的真快”，犹如“坐飞船”、坐“京广高铁”。随后有网民发现董海涛的叔叔为辽宁高官，因此对于他的任命也引起了外界极大的争议。不只董海涛，此前也有网民爆料现任政治局委员李建国的“亲外甥”张辉，仅用8个月就从副处擢升为副厅，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官员”。但是，这种新闻大多源于媒体的炒作，他们在政治能量上的量级远不能成为观察中国政坛的范例。虽然中国政坛一直被认为充满了论资排辈，被一群老迈的官员统治着。实际上，从毛时代直到今天，在决策层中间，被喻以“年少有为”的政治家也不在少数，他们在年纪轻轻之时就能跻身中国政治金字塔的顶层，其中的某些人甚至引领了一个时代。他们的任命通常有着政治托付和职业官僚阶梯式发展的双重特点。对于这群官员的仕途进行观察，或许会对中共历史以及未来中国官员“年轻化”的趋势有一种新的体会。
中国政治“年少得志”者不乏其人
之所以这些“年轻官员”引起外界的质疑，除了他们的提拔程序存在跳跃式提拔的情况，以及亲属或多或少是中共高管外，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官员的提拔与中共大多数官员靠着资历升迁的惯例有着很大的不同。仅以北京为例，北京一个正厅局级官员(作为直辖市，北京的级别是省部级，各市属委办局正职和区县党政正职都是正厅局级)，升至此级别时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多一些。”如董海涛和张辉，不到30岁就到副厅级的级别，可以说是中国政界特例中的特例。
事实上在中共的传统政治中，“年少得志”者一向不乏其人，当然最后的结果有如邓小平、习近平这样最终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例子，也有如王兆国这样终其一生仕途难进一步者，甚至有如34岁就成为中央委员的王洪文、43岁成为大连市长薄熙来这样从政治巅峰滑落、最终身陷囹圄的案例。虽然结局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年少得志”的政治家们仕途升迁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之上，凭借父辈的蒙荫或者“伯乐”的提拔而出人头地的。
毛时代的年轻政治家们
带着“政治任命”走向政坛的年轻人最明显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和王洪文。邓小平，这位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一生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他就是被认为当时中共第二领导梯队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52岁的邓小平被毛泽东“钦点”，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五位副主席之后的第七位的领导人，与刘少奇、周恩来一起主持国家事务，虽然最终经历文革磨难，但是这一段经历无疑为他在文革复出后管理中国奠定了基础。
与邓小平不同，虽然年仅34岁就成为了中共中央委员，38岁时在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及周恩来之后，甚至在十大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可以说王洪文是“年少得志”的典型代表，他也一度成为毛的接班候选人。
同样，也是因为王洪文是靠着“造反起家”的背景，使他没有经历官僚升迁的传统路径，从而缺少了对于官场和政治的基本洞悉，也难免政治上一败涂地的结局。
太子党和平民家庭皆能诞生年轻政治家
如果说毛时代中国政治尚在“草莽阶段”，过于的主观性不具有参考价值的话，那在中共进入现代政治后，也依然存在这“年少得志”的情况，这其中主要有两类官员。
首先是如习近平、薄熙来为代表的出身中共高官家庭的“太子党”们。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32岁时就出任了厦门市副市长，43岁时成为福建省委书记。整整比同时代的官员们先行了10年。当然，习近平的升迁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从河北正定县开始的基层经历为资本的。而薄熙来，这个在2012年引爆中国舆论的政治人物，也是在43岁时成为大连市的代市长，虽然相较习近平略微逊色，但也是他的同龄人望尘莫及的。不能否认，习、薄二人的升迁与他们的父辈不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政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另一类官员，则是出身于普通家庭，但或是因为“天资”，或是因为“机遇”，或是因为“政绩”而超越同龄官员，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
目前主张中国宣传、党务的刘云山，出生于1947年，在中共十二大时就已经是作为“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人选”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亦是进入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者，而他无疑也是中共官员“年轻化”最为典型的成功经验。
几乎与刘云山同时代的王兆国则没那么好的运气。1941出身的他，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两个月后，王兆国出任省部级正职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1984年，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这期间，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先后做他的副手。在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44岁的王兆国和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等一同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因此，王兆国曾一度被视为未来中共党务工作的理想接班人选。但是因为在“取消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的议题和胡耀邦下台事件中的表现，王最终引起了中共元老的反弹，最终被贬斥出京，“用而不重用”，以至于2002年，曾任他副手的胡温二人都成为政治局常委之时他才刚刚成为政治局委员。
而在今天的中国政坛之上，最被看好的“政治新星”就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28岁出任北京国有企业“北京清河制呢厂”一把手，32岁当选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35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尤其他在十八大之上成为中央委员，这位年仅36岁的北大才子，一再打破中国政坛的年龄记录，在这其中，他个人极强的工作能力是扶持他青云直上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无论是出身“太子党”，还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最优的官员架构，必然是一部分官员后代与一部分贫民官员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发挥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前者具有与生俱来的为官优势，但缺乏对下层社会的了解；后者熟悉基层，但又欠缺政治环境的熏陶。而在这两种官员体系中，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年轻”的政治家们，展现出与他们年龄完全不符的成熟与稳健—-长袖善舞，政绩耀眼。当然，今天中国民众所质疑的 ，并非是如董海涛、张辉这些“史上最年轻官员”的年龄，而是他们能不能做到如邓、习、刘、陆这些前辈们一样优秀，而非最终落得一个“伤仲永”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