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妈抢购黄金
自2013年春抢购黄金一战成名以来，“中国大妈”已经构成一种现象，《华尔街日报》甚至专以“dama”一词来称呼这一特殊群体。她们的身影还活跃在国外旅游景点、韩国买房团中，并将广场舞跳到了卢浮宫广场前。相比起来，“中国大爷”却是相对失语的——google“中国大爷”所能得到的词条，只有中国 大妈的不到七分之一。
其实也不完全是中国如此。以我们的邻国来说，“韩国大妈”也相当活跃，而日本也有“渡边太太”（1990年代擅长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日本主妇投资者）——她们都是同一个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富裕的中产阶层中催生出一群有钱有闲的中年群体。而其中往往女性在消费、投资、休闲娱乐等公共场所中表现得更为抢眼。但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后面，也许潜藏着诸多原因。最明显的或许是：“大妈”更容易成群结队出现，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力和压迫感，但男人都是“独来独往的大动物”，你无法想像一群大爷集体去购物或跳舞；相比起男性，大妈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东亚的家庭结构中，“女主内”的模式使得财政大权往往掌握在女性手中，而大妈们用以理财和购物也更理所当然。
不过对中国社会而言，中老年群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活跃，本身乃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我们目前只拥有有限的经验观察，还难以判定这到底会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稳定现象，还是一朵短暂的浪花。
被解放的祖宗
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注重“人的解放”，那么，中老年人或许是最晚被解放的群体之一。传统上他们被社会预期的角色是“活着的祖宗”，应成为慈祥的家长/族长，“为老不尊”是要受社会讥评的——而现在大妈们跳广场舞等行为，依传统观念来看无疑是“为老不尊”。事实上，这可能也是约束住许多中老年人没有下舞场去跳舞的主要因素之一。概言之，在以往的时代，一个人进入五六十岁之后，自然获得和需要树立的是自身所处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威”，而不是去追求个人自由。
但现代社会却全然不是如此。代际之间已经不再那么紧密，原先“祖宗—父母—子孙”的垂直链条已告崩坏，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没有‘子孙’的，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祖先’一样。”现代社会鼓励每个人去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不像以往那样关注对祖先的承继和后代的繁衍。
随之而来的自然结果是：中老年人开始“越活越年轻”，甚至忌讳被人说“老”。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在1921年出版的著作《北京的社会调查》中也说：“在美国，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妇女不喜欢说自己已超过40岁。但很难想象中国妇女也会出现类似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妇女一旦过了40岁，便成为人们所说的‘老太太’了，通常会受到像对长者一样的特有的尊敬。”直到1945年，费孝通访美时还发现，在美国千万不能问别人的年纪，“我老实说很早就看不太惯这种装年轻的风气（我常说，到外国去了，才知道自己真是中国人），可是再看一看，装年轻的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是在怕老。”他们都将这种社会差异看作是中西方之间的差别，但那或许并非地域文化上的不同，倒不如说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同。因为现代性的逻辑就是新的就是好的，它是一种不断寻求创新、好动的年轻人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妈”直到近年来才趋于活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一个漫长进程的结果。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则进一步瓦解了家长和父权制的权威。随后眼花缭乱的新事物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汹涌而来，中老年人发现自己在学习新事物方面甚至还需要依靠孩子的指导，年龄不再是有经验的象征，而变成无能的标志。
但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作为中国真正步入消费社会的元年，在此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中老年人才有史以来第一次享有了那种有钱有闲的感觉：经济上较为宽裕，而他们的子女也已成年，老年成了人生之中继童年之后第二段自由的时光，许多老人对此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利用这忽然多出来的时间。除了有时需要给子女带孩子之外，他们往往无所事事，有些人因此把大量时间用于炒股、打麻将，甚至打游戏。广场舞的兴起也与此有关，因为公共空间中的选择有限，中老年人将自己的闲暇和热情投入其中，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
上了年纪的大妈们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女性更容易接纳新事物，男性更难“豁出去”
在应对消费社会这一波新浪潮的巨大冲击时，最能迅速作出应变的通常是年轻人，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又没有那么多传统价值的负担。而“大妈”之所以比“大爷”更能顺应变化，或许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就像科幻电影中，通常最容易接受陌生外星人的，要么是孩子，要么是妇女，而成年男性往往对其抱有疑虑。
虽然传统时代的中国女性在成为家长之后极受尊敬（如《红楼梦》中的贾母），但不必讳言的事实是：女性一般是被认为只处理次一等的事务。由于原先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对边缘，所以女性在主动模仿和接纳新事物时的排斥不那么强烈。比如，当中国最早出现个体户时，摆摊的多是妇女，因为她们不少人原本也没工作，出来练摊也不像男人那样怕丢脸。乡村女性在进入城市生活后往往比男性农民工更自觉地对身体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以尽快融入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比如打扮得“洋气”一点。在经历了20世纪剧烈的男女平等政策之后，中国的女性也的确有了相对自主的选择，甚至因其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而受到世界瞩目。
在中国的社会性别规范中，男女通常仍各有默认的领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往往与生产相联系，而女性则与消费相联系。“中国大妈”所活跃的几个领域，无论是娱乐休闲，还是消费、投资等，都恰好是这一性别分工中偏重女性的领域。加拿大人类学家朱爱岚在《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中观察到，“普遍贬低妇女，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经常否认她们的作用，是中国农村文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女性执掌家里的经济和财政却颇为普遍，因为“一个妇女的生活及其子女的未来同这个家庭的福利休戚相关，因而她成年生活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巩固这一福利上。”虽然面临着社会经济变化的剧烈冲击，这一模式却颇具生命力——试想一群“中国大爷”去扫货的场景，在许多人看来恐怕是颇有违和感的。
在这新的社会形态中，隐含着一层未言明的意味：要敢于在公共空间中展现自我。这种自我呈现的内在愿望，有时表现为身体暴露程度的增加（往往年轻人更乐于效仿，他们展露自己身体是得到颂扬的），有时是肢体动作的展开（所以现代人总被要求去热爱体育运动），又或是在公共场合加强存在感。总之，不要遮掩自己的身体。虽然广场舞是中国社会的现象，但这背后的逻辑却是不同社会走向现代化时所共有的。《私人生活史》第五卷在谈到法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时就曾说，“妇女现在能够公开地承认她们以前一直秘而不宣的愿望：希望保持吸引力”，但是，“在日益强大的消费社会的推动之下，对新风尚的接受一般都是办公室职员比工人农民早，女性比男性早。”
在“越活越年轻”的全新社会压力下，如果说女性尚能欣然去积极拥抱它（因为据说“女人天生就爱美”，所以无可厚非），那么同样的举动有时却会让“中国大爷”们踌躇。这正如女人用衣服来打扮自己会受赞许，但男人这么做却会冒着丧失男子气概的风险。虽然“中国大妈”们这些年来引人注目是因为她们在公共领域的活跃表现，但她们的行为在本质上其实是个人化的——追求自己的快乐、投资等等。这正暗合了消费社会的律令：怀着一种普遍的好奇心，不要“错过”任何一种享受，关注自我并满足自我。然而男性气概却通常是建立在公共领域内赢得的尊敬，太过关注自我难免受到讥评。就算是年轻人，一个女孩子自拍很平常，你倒是让一个男的手持自拍杆试试！ “中国大爷”的相对沉默和失声，正表明他们是社会变迁中最为失落的那一群人。他们在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本应是最具权威的群体，但在新的变革中则迟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不免迷茫。现代社会中边界模糊，权威被解构，对男性气质的认识普遍混乱，以至于他们一方面不像大妈们那样“豁得出去”，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如何才算是自己合适的形象。
在中国城市的广场舞现场，虽然“中国大妈”的确在人数上占压倒性的多数，但也还是会看到不少中老年男性随音乐起舞。
慢一拍的中国大爷？
这样说来，“中国大爷”的晚年生活才更需要去关心。我一个朋友就曾忧虑自己父亲。因为母亲倒是每天去参加广场舞，比儿女们成家之前生活得更充实愉快了，但父亲却好像不大能适应新生活，至今学不会广场舞、微信等新玩意儿，夫妻俩之间的差距都拉大了，以至于她慨叹“要是我爸也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但她后来发现，父亲虽然有些抗拒，但实际上也还是愿意学的。
在中国城市的广场舞现场，虽然“中国大妈”的确在人数上占压倒性的多数，但仔细观察来看，也还是会看到不少中老年男性随音乐起舞的。有次在桂林榕湖边，我看到广场舞领舞竟是个老头。相比起国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性别焦虑大概不算是特别强烈的，以至于有时老头也会参加一些看似有几分女性化色彩的音乐舞蹈。据Susan Brownell的研究，相比西方国家，中国体育运动中的性别趋向较不明显，因为在儒家传统中，运动并不构成传统男子气概的任何部分。
尽管在社会活动领域，人们默认的性别范式总会存在：跳舞的往往女性居多，而钓鱼、练书法、提笼架鸟则通常只会看到大爷们的身影。但现代化进程一经开始，就不可逆转。就像《飞屋环游记》中的那个老人一样，到最后总要在晚年生活多出来的自由中寻找自我。在社会变迁之中，“中国大爷”们也会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位置和活动，接纳新的技术、观念和自我形象，尽管或许会慢上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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