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美国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正在发生显著的转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一次调查表明，半个世纪以来，表示美国应减少参与世界事务的美国人首次占到了大多数。在有记载的历史当中，首次有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全球现状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略微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现在认为，美国为帮助解决全球问题所做的努力过了头。
乍一看，这有点像是孤立主义。被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弄得精疲力竭之后，面临经济持续停滞的美国人正在把目光转向国内。
然而，如果你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经济上说，美国并没有转向国内。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世界。
从文化上说，美国也没有把眼光转向国内。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接受文化全球化，以及院校和工作岗位的国际化。即使从行动主义的方面来看，美国人依然没有把目光转向国内。对于通过地位对等的个人化努力来推动民主、人权和发展，他们抱有极大的信心。
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以下方式作出更准确的描述，即美国人对全球事务的高层政治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相信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能为塑造世界发挥巨大作用。美国人的看法带有一种惊人的受限感，他们觉得，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成效面临严重的限制。
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怀有这种感受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样多。对削减国防支出提案的反对之声小得出人意料，尽管该提案将把美军的规模削减到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不再确信，军力能让美国大有作为。
这些变化并非是由伊拉克战后的幻灭感或奥巴马政府做过的任何事情造成的。外交政策价值观上的转变是更深更广的文化转变的一个副产品。
二战老兵回归平民生活时，对庞大的军队、企业和工会等“大团体”秉持着一种基本信任。他们倾向于接受等级分明的领导风格。
冷战是界定明确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强势的美国领导人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他们用游曳在各大洋上的舰队、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军队和外交谋略来维护这个秩序。
随后几十年里，人们对“大团体”的信念日益淡薄——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管理层级已经变得扁平。人们如今更容易相信，历史是由聚集在广场的人群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推动的。自由主义的秩序不是一个依靠美国军事实力来捍卫、组织的单一体系，而是靠人与人直接接触而自发形成的、在互联网的动脉中流淌的网络。
世上真正的力量不是军事或政治力量，而是个人撤销原先给予的授权的力量。在市场和媒体全球化的时代，一些人认为，在大量个体汇聚成的力量面前，国家和坦克的力量显得苍白。
全球事务不再有主心骨。政治领导者不再站在创造历史的前列；真正的力量属于人群。随之而来的学说肯定不是里根主义(Reaganism)——相信美国应该利用其力量来击败暴政并促进民主。也不是康德哲学(Kantian)——相信世界应该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不是现实主义——相信外交官应该在国际棋局中精心筹谋，从而平衡各方力量并推进国家利益。权力的本质——它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被使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一个激进的信念，那些置身大办公室的人们就是不明白这一点。
有些人太天真，以为世界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没有冲突的合作解决，以为对文明的威胁无论是来自普京还是伊朗，都可以简单地无视。这是乌托邦式的信念，以为政治和冲突只是可选项。
这些数据中有一组数字引人注目。几十年来美国人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他们是否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婴儿潮一代40%都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但千禧一代只19%持有这种看法。这一代人是高度全球化、高度互连互通，但社会信任水平空前低的一代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很多人都表现得好似历史是无人领导的。事件自下而上地自发形成。领导和号令这样的社会非常困难。只有那些可以激起强烈道德忠诚感的人可以治理它，但即便是这种道德忠诚感也可能稍纵即逝。
作者戴维·布鲁克斯 2014年03月18日。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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