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性交易是否应当合法化”已位列贵国全民年经级议题前四强——另外三个是“是否应当继续计划生育”、“是否应当反对转基因”以及“什么时候打日本/菲律宾/越南”，但迄今为止能够把这话题讨论明白的媒体和个体依然还是少数。为避免本文陷入另一个天坑，我并不打算借郭美美一事展开性交易合法化相关讨论，但却可以借相关的经济学逻辑解读一下郭美美那“几十万”的肉体买卖背后的合理性。
像倚门卖笑这种自先秦就已兴起的行业，已经拥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博弈历史，按理说交易双方完全可以使用菜单式交易，明码标价也应当是产业之所以还能够稳定运行的底线。但由于当代中国复杂的外部因素，导致这一最古老的行业受经济学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异，首当其冲便是波谲云诡的定价策略。
1.首先，一个冲击惯常认知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性服务提供者最大的价格洼地。
为什么？性服务提供者在哪里不都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吗？没错，以北京为例，无论大洗浴的技师还是高档社区的楼凤，这些来自东北两湖四川操持着各地口音和良莠不齐的工作技能却可以惊人地拍出千偏一律角度和特效的自拍照的女士们毫无疑问拥有金领级别的收入。而且为了防止钓鱼执法以及各类交易风险，从单价而论，北京洗浴/会所界性服务价格明显有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在艺海等“商务头等舱”，曾经两钟就可推油的打飞机，如今起码四钟起，甚至有部分公司规定必须办年卡或者成为会员才能够享受更进一步的服务。即便在那些“泛绿”的场子，迫于扫黄打非的淫威，性服务提供者们也要求顾客成为熟客后（起码第二次光顾时）才可以解除戒备。
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挡性服务提供者群体性的“降薪”，根据《壹读》杂志提供的数据，全国性服务平均价格为140元，而根据桔子酒店CEO吴海的估计，这个数字在200元左右，即使在京沪这样的超级城市，这个数字也不过在1000-2000元。那么如果性服务提供者在非生理期全勤上岗日接两单且无中介等其它分流，月均收入（全国）即为8800元左右，月均收入（京沪）取中间值在66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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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以一两银子可以换取如今人民币400元计（各类计算方式繁杂，在此仅取比较保守的中间值），中国古代的性服务提供者可绝对不止是金领的收入，堪称钻石领——以京剧《玉堂春》中的苏三为例，嫖客初见面便花费300两，后来在不到一年间为苏三花费了3.6万两白银。也就是说苏三的首次交易费用为12万元人民币，包年费用每天大概在4万多元。而在明朝小说家冯梦龙笔下，杭州名妓王美娘的初夜费亦高达300两（12万），此后接客每次需10两（4000元，同时10两银子可基本维持明朝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即便如此依然“宾客如市”。更离奇的是唐朝某“驻京办”官员根据亲身经历写的《北里志》，其中提到长安城名妓天水仙哥掀开帘子让客人看一眼，就要100两（4万元）。时任左拾遗的翰林学士白居易一年的工资，也不过是这位名妓出台两次的收入。
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4000元/次且“宾客如市”肯定不适合描述如今贵国性服务行业的现状。如果说出于种种原因，缺乏更严密统计数据的中国性服务价格变化不能令你信服，我们不妨看一下《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描述美国性服务产业价格变化的——在1911年，妓女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劳动者的385%，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44%。
没错，不仅是中国，全球大部分地区性服务从业者并不比一个世纪或多个世纪前的老前辈们收入更高。比如在quartzrose这个网站上，英国最顶级的应召女郎（绝非微信微博上什么外围脏蜜绿茶商模可比，个顶个都是盘靓条顺百里挑一），时薪也不过600英镑（6000人民币）。要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名妓们被吻一下要收费四至五个金币，相当于当时白领们（如家仆等高收入群体）六个月的工资，如果过夜是要收100个金币的，而那已经是白领们10年的劳动所得了。
这是为什么？
试想一下，在一个世纪前，除了性服务者，男子如何享受额外的快感？没有QQ没有微信没有陌陌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没有快捷便宜的交通工具，面对同一社区的姑娘当面难以聊骚，更没有异地炮可以随叫随打。一句话——非商业性质的性交流很难实现。更何况，虽然看上去颇为昂贵，但嫖娼具备长远好处，不会有意外怀孕或被迫结婚等潜在的成本。所以1933至1942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至少20%第一次性关系是与妓女发生的。
但如今人类社会已经在意识形态和技术条件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办公室、居民楼、夜店、机场……哪里都可能成为原本陌生的两性发展成为啪啪关系的地方。当交易成本急剧下降的时候，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就被打破了。为何妓女收入下降得如此之快？因为需求在大幅下降。不是说男人的性需求下降，他们的需求依然强劲。但卖淫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最怕竞争。谁是妓女最大的竞争者？很简单：任何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当然，如果只是基础的供需关系变化，中国市场就不足以称“特色”，更不是最大的价格洼地。要知道，中国的性服务产业还面临另外一个奇妙的外部因素——政策监管。
一般而言，如果某国采取禁娼政策，那么性服务提供者收入会更高些，物以稀为贵嘛，而且妓女要将风险成本转嫁到嫖客身上，就如同上文中我们描述过的北京现状一样。但有趣的是，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政策是“将风险锁定于买家”，或者说打击嫖客的力度比小姐更重的话，那情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瑞典，这个国家干脆只抓嫖客不抓小姐，于是性服务提供者必须不断降价以补偿嫖客们的风险成本，嫖资于是越来越便宜，到最后部分妓女甚至无力维持下去只得退出，综合来看还收到了一部分“扫黄”效果。
而在北京异曲同工的是，虽然不是只抓嫖不抓娼，但嫖客承担的风险要比小姐大的多。出事后治安拘留罚款不说，还要叫家人或单位来领人，一高兴了看你是大V（比如黄海波老师）甚至要以“收容教育”的方式关半年。扫黄打非政策或许在局部及单价上有利于性服务提供者一方，但于大盘和整体走向而言，却是个不利的信号。中国性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今不如昔”实在太过正常。
2.“郭美美”的生存之道
面对这种不利的市场大盘走向，任何一个精明的商人都要寻找突破瓶颈的方式，卖出水平卖出逼格，方能告慰管仲先师的在天之灵。在这一点上，艺校出身看似智商拙劣的郭美美同学（或称背后团队）却做得十分出色。
作为一个红海从业者，最怕的事情就是失去品牌附加值，这一点对于自媒体和妓女是同样的。比如上网随手搜搜“商务模特”之类的关键词，你就知道如今这一行业竞争多么激烈将女性物化的多么可怕——“高端商务模特，全国一二线省会城市全市送货上门，品质最优，高档精美，是送客户送好友送领导的不二之选！”
靠，这能卖上价就见鬼了。没有追求的姑娘，终身也就是个野模。一辈子离不开工体国贸新光天地，住个苹果像素双井百子湾，胸无大志。
所以一定要差异化，要靠人格魅力，要打增值服务。比如部分已经开窍的性服务提供者已经不直接说什么“兼职、模特”之类的了，而是叫“伴游”。这就很给男人以遐想，江南水乡挽起表妹红酥手重温青春旧梦之类的脑洞合都合不上，这类服务的价格虽然往往五位数起也只是毛毛雨啦。再比如迎合独生一代逐渐成为社会中坚的时代背景，部分其实并不具备优良外部条件的女性提供了“成人奶妈”服务，一解广大中青年患者埋藏心底已久的恋母情结，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一次玩个三四千十分正常。
郭美美也绝对是此中高手，从红会事件前后持之以恒的标签式营销（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银行账户51亿），到抢热点“上午录完下午播”的郎咸平专访，再到进军娱乐圈拍电影，每次都是“目的性很强，但都是一步一步来”，堪称“为了名不计后果，为了钱不择手段”。这个不到20岁的“商业总经理”以及她那些传说中的干爹，以幻花密宗的方式勾起了男性另一种冲动——对权力的冲动。
这个姑娘并不算好看，但这个姑娘似乎手眼通天，尤其在二三四线地区的土豪眼中，这个姑娘简直就是李薇一样“公共裙带”的存在。首长战斗过的地方，我怎么不能加入一下？叶群同志一脸母大虫悍妇的模样，依然不枉黄永胜上将在电话中对其表达思念之情；西晋皇后贾南凤黑矮粗胖脸上还有疤，并不妨碍各路帅哥美男夜夜入宫陪High。何况郭美美用美图秀秀改完之后也算个大V脸，更有人夸她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素颜耐看。
还总有人拿郭美美和干露露比，那能一样吗亲？郭是权力圈和舆论场交媾的神秘尤物，干就是一人尽可夫的卖肉女子。郭美美因为赌这种原因被抓，多少网民大呼失望，原来想像中那个手眼通天的郭是假的、她不是权贵私生女……曾经她每次出现，都会引起巨大的兴奋。“这种兴奋的核心元素是性和金钱，而且是来历不明的金钱，人们既表现得厌恶愤慨，也未尝不怀着一点羡慕。”
于是，在“红会事件”后，知道郭美美这个名字的人很多。“我真的不缺那些要包养我的，还有很多人想不论花多少钱也要跟我睡一觉的”也就十分正常了。
正如曾经和郭美美在微博上对骂的一位SCC成员所说——“北京外围女孩有两种身份……具备了物质条件后就有了第二种身份，白富美、富家女，装良家，和富商、富二代谈恋爱钓大鱼。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有人喊外围5000就可以搞定一炮，有的富商花几十万连嘴都亲不到。因为外围女孩不缺炮，她可以跟你装逼一直装到底，和别的正常女孩一样过着第二种身份的生活，微博微信可以照常钓名人、小明星、模特，直到钓到一个真正对她好的傻逼高富帅为止，然后就可以金盆洗逼不干了。这是一种创业，女屌丝转变为白富美的创业……”
要知道，法国嫖过妓的成年男性只有3%，马来西亚倒有15%。随着国民富裕程度的提高，性交易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影响，男人们也越来越追求高级而精致的通奸包养，而不是快餐式的纯粹肉体交易。
所以，你很难判断新闻中那位传说中的广东土豪给郭美美几十万，到底只是性交易费还是一种恋爱中的馈赠。但无论如何，郭美美所乐于享受的被百万网民联手打造的意淫品牌正是她能够卖出高价“创业”的根基。作为一个性服务提供者，她成功了，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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