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4月26日凌晨2:10分，诗人、画家汪国真因肝癌不治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59岁。
汪国真本人和他的诗歌受到极端两极化待遇。他在文化现象上的意义，可能远远大于他的诗歌本身。诗歌写作要不要考虑受众，在汪国真去世的今天，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汪国真
在中国新诗不算长的历史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个诗人在大众间很受欢迎，但在诗歌界却评价不高，比如徐志摩、席慕容，比如仓央嘉措。但他们都比不上汪国真。
凡是读过书的人，即便没听过汪国真这个名字，也多半读过他的诗歌；即便没读过他的诗，也一定会在某个朋友的座右铭、作文题记，尤其是QQ空间签名状态里看到过汪国真那被作为名言警句的诗句，比如“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但在各种流派林立、从来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的诗歌界，对待汪国真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看不上，远离他。这种看不上和远离，不是针对他的人品，而主要是从诗歌作品出发，以致于常常可以听到“伪诗人”、“警句集成”、“心灵鸡汤”这样的评价。
汪国真本人和他的诗歌所受到的极端两极化待遇，不仅在现当代中国诗坛，即便在放到整个中国汉语新诗史，甚至加上外国的，都可以说是个异数。他在文化现象的意义，可能远远大于他的诗歌本身，但至今还不太看到严肃而认真加以讨论的。
4月26日凌晨，汪国真因肝癌离世，去了他所说的“远方”。他的离开，或许提醒我们是时候要重新审视他背后的文化现象了，而不应只是停留在类似于“他是真诗人还是伪诗人”、“他的诗是伟作还是鸡汤”这样的讨论上。事实上，可能我们连后面那种讨论都没有真正展开过。
创作初期受阻，“一年肯定不只创作365首”
和舒婷、顾城一样，汪国真是“80一代”诗人，他1956年出生在北京。那一代人在青年时代经历“文革”，多数都没有上过高中，有当工人或下乡劳动的体验，体会过让人窒息的中国，也多有在“四人帮”倒台后迎来命运的转折。
汪国真家境不错，父母是干部。他在六七岁时开始背古诗词，过了两三年，又从大院人那里借到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时代标准读物。
青少年的汪国真，立志想要做一名科学家，因为当时他的父母考虑到当时政治运动多，学文科的人容易吃亏。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到北京仪器仪表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照相机厂，做一名铣工。本来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因为家庭出身达不到标准而失去资格。
本以为这辈子与大学无缘，混个顶级技术工人了事的汪国真，在“四人帮”倒台、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时，立马意识到机会降临了。1978年，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后，汪国真考上了暨南大学中文系。
进入大学，汪国真开始接触诗歌，并开始创作实践。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是属于诗歌和诗人的。那时候，几乎每个中国大学都有诗歌社团和诗歌刊物，几乎每个大学的每个系都有文学社团，诗人像现在的明星一样被宠着，诗歌朗诵会的现场堪比现在的演唱会。
汪国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诗歌写作的，他大一时就在中文系系刊发表了作品，但他后来觉得这些作品“很不上路”。显然，那时的诗歌创作只不过是受风气浸染，他还没有成为一个诗人和认真写作的自觉。
1979年4月13日，对汪国真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从同学那里得知《中国青年报》发了他的诗，是机缘间校方提供给报社记者的，汪国真并不知道。但正是这个偶然的事件，激发了汪国真的创作，尤其是投稿的热情。他开始到处抄各种刊物的通讯地址，将作品四处投递，他估计发表率能有十分之一。
1982年大学毕业，汪国真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了《中国艺术年鉴》的编辑，几年后转入创作部。虽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一直都有作品发表，但当时汪国真的诗歌屡遭严肃文学刊物拒绝。诗人、批评家唐晓渡曾经回忆，当时他在《诗刊》做编辑，常能看到一个叫做汪国真的年轻人拿着作品到编辑部“请教”，“但大家看过他的作品后，九个编辑里没有一个重视的。”
汪国真那时就听到过很多的嘲讽，说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诗写得太烂了”。再加上当时他年近三十，深感一事无成，他的回应方式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就埋头写，“一年肯定不只创作365首”。他在诗里说，“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
尽管“坚忍”，但他还是要经历大量的拒绝和不被承认。直到1988年，那首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热爱生命》被《读者》杂志收为卷首语为止，他才开始渐渐有了读者，甚至有人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他的诗集。
1990年，出版界的“汪国真年”
借助年销量百万的《读者》的影响力，汪国真开始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杂志》、《女友》、《知音》的专栏撰稿人，并经常被各种文摘类刊物转载，在青年中赢得了巨大了声誉。
汪国真回忆，那时他每天至少接到几百封信，请求指教的、诉苦的、求爱的，各种各样都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本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收发室不得不因此增加至三人。
青年学生纷纷将他的诗歌抄到笔记本上，自我激励或感慨青春。后来有了网络，年青人又把他的诗句“抄”到了各种签名档、状态里。
一场席卷全国的“汪国真热”就这样开启了。
加印一次两次不够，《年轻的潮》一共加印了五次，曾胡估计，发行总量将近有100万册。甚至曾有一上午，这本诗集创造了销售出4000多册的记录。汪国真到上海签售时，上千人排队的长龙在书店二楼拐了九个弯，而在全国高校演讲时，每次校方都要组织人墙维持秩序。
随后，汪国真的另外两部诗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在同年出版，总印数达200万册，成为当年仅次于“毛选”的畅销书。所以1990年这一年，在出版界有“汪国真年”的说法，而针对这一系列热潮和反响，媒体则称之为“汪国真现象”。
汪国真的诗歌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转型
但是，已经达到“现象”级别的诗人汪国真和他的诗歌，在诗歌界却仍然处在一个诡异的状态。
尽管会被邀请参加、出席不少诗歌活动，作品也终于在严肃文学刊物发表，但是汪国真从来没有被诗歌圈真正接纳。当时有很多诗歌评论认为，汪国真的诗歌“肤浅而单薄”，是“格言体”和“心灵鸡汤”。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文艺批评学者朱大可把回忆汪国真的诗歌称作“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他把这位诗人比喻成“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称人们需要这种轻盈的“哲思小语”，是为了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颜面。而多数诗人对汪国真的诗根本不愿意谈论，提起他的名字，也只是笑笑。
2009年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上，青年诗人肖水见到汪国真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儿。“不管是60后、70后，还是80后，没有人过去跟他交谈，大家只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当成笑谈。”肖水向澎湃新闻记者描述。
记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希望与汪国真熟悉的诗人取得联系，但所联系的诗人和他都无甚交往。《诗刊》编辑彭敏说，不知道谁和汪国真熟悉，“作协不太和他玩”。和汪国真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供职的李云雷说，汪国真在院里的形象是低调、温和，除了开会，很少见到他，也没听说谁和他有很多交往。
汪国真显然很清楚这些评价和说法。他说，20多年来，异样的声音从未消失过，自己却从未为此烦恼过。得不到诗歌界的承认，诗人们“不和他玩”，他也不和他们玩。实际上，近些年，汪国真离汉语新诗很远，他开始写旧体诗、题字卖画、出音乐专辑，一会儿去主持，一会儿上综艺节目，风生水起。
但是，他知道，无论做什么，人们冲着的还是“诗人汪国真”而来，他的一切都是开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形成“汪国真热”，他的诗歌为何会在大众里获得如此广泛的喜爱，而诗歌界却总是嗤之以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思想迎来了又一次转型，尤其是1992年的思想大解放。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勃兴，那个时候中国开始流行健美裤、麦当劳、“四大天王”。胡曾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人们对诗歌的态度上也发生了转变，逐渐开始厌倦了朦胧诗、海子那种沉重和严肃，“希望读更轻松和愉快的。”李云雷也认为，汪国真的诗歌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转型。
在汪国真流行之后，刘墉和张小娴也在中国大陆占据了一片天下。
汪国真虽然和王家新、于坚、陈超等第三代诗人同属于1950年代生人，但是他和他们最大的不同是，汪国真主动避开了“文化热”。他不读尼采、胡塞尔、黑格尔，也不读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他主动避开了政治文化、哲学思想，以及20世纪世界诗歌生态。他就是希望将情感和想象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诗歌观念下，汪国真与大众流行文化的水乳交融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也能够明白为何诗歌界无论哪种流派都一致对汪国真评价甚低了。对于那些希望达到语言的边界、在技艺和思考上深耕细作的诗人来说，受众的感受显然不是诗歌写作中重要的一个因素，甚至更进一步地根本不会考虑受众。
但是，诗歌写作要不要考虑受众，在汪国真去世的今天，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李云雷认为，我们应该回头看看汪国真是不是提醒了我们已经遗忘了的事情，“白话新诗的诞生，原本就是为了便于大众接受。”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王久辛也对澎湃新闻记者说，“诗歌界对汪国真、席慕容的忽视，是不公平的。诗歌的价值永远没有一个标准。汪国真诗歌的温暖与清浅，对于高中生与大一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诗歌界走得太快，“应该退后一步，重新审视诗歌写作。在诗歌小圈子里不认同的汪国真，却一直流传下来了。就像路遥一样，先锋文学家不认同，但是大学生读了却泪流满面。”
这似乎在回应着汪国真的话，“过几十年，一百年，我们再看。”显然，对于自己作品的经典意义，汪国真是有自信的。如果从汪国真去世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曾经的年轻人对他的怀念和现在的年轻人仍然在读他来看，他的作品显然具有的“经典”的意义，只不过到底是诗歌层面，还是心灵层面的，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尺子。
不管有一点是确定的，不论什么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一个这样一个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让他们坚持自己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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