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发微博透露，他的老同学、北大著名文学教授钱理群及其夫人即将入住养老院。据悉，钱理群教授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其夫人罹病后，无法再长期照料二人生活。
这一消息再次触发人们对养老制度的思考，尤其在养老保障体系频现危机的当下。中国传统观念为何对养老院制度始终难以亲近？独生子女双职工家庭采取“居家养老”形式赡养老人具有可行性吗？在现代中国，子女前往大城市或国外发展的个人追求，和父母希望子女留在身边陪伴赡养的意愿，时常发生冲突，儒家对此怎么看？
澎湃新闻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思考在儒家这一传统思想资源中，能否挖掘出合乎人类本性的思路，为应对“养老”这一永恒问题的现代困境，贡献符合“当代波段”的解决方案。文字已经被访者审定。
澎湃新闻：在中国谈到养老话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孝道。请问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儒家的观念中，是怎样看待养老问题的？
方旭东：钱先生是我尊重的学者，在媒体上看到钱先生要去养老院的消息，心里还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按照传统观念，中国人对去养老院这件事并不感到那么亲切，总觉得是不太幸福的结局。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如何对待养老这件事？
之前，政府的政策是“只生一个好，养老靠政府”。但由于近年养老和社会保障形势的加剧，政府改变了口径，成了“政府和你一起来养老”，这实际上就更变成多取决于你个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换句话说，如果你自己经济收入好，你就能找个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但如果你是下岗工人，或是农村的老人，境况就比较尴尬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者重新提倡儒家传统的养老方式——一言以蔽之，即家庭养老。也就是在年老的父母失去劳动能力，尤其是生活自我照料能力之后，通过子女的照料、关怀，实现养老这一功能。和养老院相比，这种通过子女的孝顺达成赡养年老父母的“家庭式养老”的优点在于，它不是一种市场性关系，不是一种完全经济型的关系，它有感情在里面。比如，在一个五星级养老院，如果你给的钱足够，它能提供全方位的完善照顾，但那终究是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照顾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其实和对同性婚姻的思考也有关系。我们说同性婚姻不符合儒家对婚姻的理解，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同性婚姻无法满足儒家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方面的要求。对此的批评意见认为，这样似乎就把婚姻的意义窄化为传宗接代、养育子女的手段了。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钱理群先生这样的情况，夫妇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要小孩，到老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假设有一天，一个老人先走了，那么另一位就面临孤独的状况，那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弱势的状况。《礼记·礼运》里就有讲到怎样照顾鳏寡孤独的问题，属于儒家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对鳏寡孤独人群的照顾。而对正常状态来说，儒家希望养老是通过家庭来解决的。
如前所述，家庭式养老比市场化养老院的优越之处在于，它有情感维度。孔子对孝道有一个讲法，如果把赡养老人仅仅理解为使之有一种生活保障，这不叫养老，这和养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论语》中的原文很尖锐，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在养老问题凸显的当下，我们重新来讲儒家对家庭、对父母、对子女的安排，其实不只是一种道德的要求，更事关社会的稳定，是对社会经济制度的一种综合性要求。
澎湃新闻：在现实中，独生子女、双职工家庭常见4：2：1的家庭结构，以及随着国人居住流动性增加，都在挑战“居家养老”传统理念的可行性。比如子女希望在大城市或者国外求学工作打拼，而父母希望子女回到家乡近身陪伴，这类矛盾如何解决？
方旭东：如今的中国也和西方社会一样，面临核心家庭（夫妻两人及未婚子女）日趋瓦解的现象。但这类问题，甚至包括主干家庭的疏远，并非完全无解。比如新加坡就做过一些尝试，政府为了鼓励子女养老/居家养老，当子女在父母附近买房时会给予优惠政策。这可以算是面对现实做出的一些应对和改变。
澎湃新闻：有人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西方人普遍接受养老院，中国人传统上更偏爱居家养老。当下中国社会的养老难题，有一部分是中国式儒家家庭观撞上倡导个人至上的西方价值观。请问您怎么看？
方旭东：这其中的确涉及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问题。像子女为了去大城市追求职业发展，而无法留在父母身边尽孝道，这在中国古代就会通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类说法予以一定的限制。而现代人的价值观，可能更多考虑到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比如会首先考虑到大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宁愿做“北漂”、“沪漂”，不太会考虑对父母尽孝道的责任。
这归根结底涉及人生追求的问题。如果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人生追求，必然首先追求个人的幸福，容易与照顾家庭的和谐、家族的福利等传统诉求相冲突。但如果综合来看，一个人是否对父母尽孝道，是和个人未来的人生追求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你今天怎样对待父母，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未来你的儿女会怎样对你。
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个人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但个人主义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幸福？我觉得今天出现的很多严峻社会问题已经对此提出了挑战。在此，儒家的价值观倒是可以提供反思的。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特点，即对包括家庭在内的很多传统价值观进行解构和批判。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再来看，个人主义的张扬是否必然带来社会福利？其中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澎湃新闻：去年我们国家提出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现在有“社区养老”和“集中养老”等模式，您怎么看？
方旭东：我觉得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社区养老”还是“集中养老”，如果不能和子女，即家庭的第二代结合，其实都是很难落实的。归根结底，儒家提出的通过孝道来达到养老的功能，才是更便于操作的方式。
儒家孝道在今天社会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我国目前没有为儒家式孝道养老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也就为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孝道看起来似乎是一件个人的事，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更合适、更有利的社会经济平台，儒家通过孝道来养老的传统模式无法得到落实。而家庭养老如果能够更好地落实，事实上会对当前严峻而迫切的养老社会保障问题有很大的助益。这方面，国家和社会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澎湃新闻：您强调居家养老有市场化养老院所不能提供的情感维度。但居家养老如何提供专业的护理和服务呢？子女爱父母，然而照顾疾病缠身或仅仅因年迈而具有诸多特性的老年人，需要各种专业技能和大量时间。这方面的需求，家庭养老如何解决呢？
方旭东：首先，我们提倡儒家的家庭养老，并非反对专业的照料和看护。关键在于，考量养老制度是以社会养老还是家庭养老为主导的时候，儒家认为应该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在居家养老这种方式之下，当然可以采纳多种形式，包括雇请专业看护。
第二，国家的政策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家里在赡养老人，就可以给子女的工资减税，或者有一笔特殊的经费可以申请。即国家通过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养老。这种方式，我觉得要比整个社会投入大量金钱推行社会养老，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这类做法在发达国家已有尝试。比如前面说的，新加坡对在父母附近买房的子女有价格优惠。还有日本，如果家里有不工作、专职照顾家属的家庭主妇，丈夫的薪水构成中就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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