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1989年间，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贫困致使13岁的张胜利只能读到小学三年级，但希望工程的出现，让他拿到首笔救助金200元人民币，也由此成为“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当时的张胜利并不清楚“希望”这个词的含义，当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成为一名老师后，他知道了希望工程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这个工程，现在的张胜利或许是一个农民工，或许是放羊的羊倌……
“我们最早资助的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一家大陆电子企业负责人曾对媒体说。从“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到第一个从希望工程走出的博士生张宗友、第一位留学生彭成义……26年间，据悉有500余万名贫困学生得到了希望工程的帮助，近2万所希望小学建立起来，相当多的贫困地区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改善。希望工程的确成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事业。
“希望”是个工程，名之为“工程”，自然体现出它的艰难性，需要不断的筹划与积累。可如今的“希望工程”，由于紧绑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等发展之中，也陷入了困境，亦面临着转型升级的严峻现实。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留守、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希望工程”老了吗？
希望工程有一个使命，叫做“助农民的后代人人有书读”，包含了多重的含义。这一使命表达了希望工程的服务对象，是农民的后代，而在农民的后代里，又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随着中国大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生源在萎缩，农村贫困儿童数量亦在减少。安徽省金寨县一名校长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城市化对乡村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生源的下降，他所在的乡镇，总共只有537个小学生，其中6年级117人，一年级只有60人，大部分的班级不足20名学生在读书。
2005年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免学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基本解决了失学儿童无钱上学的问题。26年前，希望工程主要面对的是乡村校舍的破败和农村孩子的失学。大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乡村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教育在校舍等“硬件”上的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发生全面的改变是毋庸置疑的。教育环境的向好，不得不滋生出“希望工程”是否寿终正寝的疑问。
留守儿童的教育窘境
官方的统计，中国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已接近2.5亿，这一数字的背后产生了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少了，留守儿童却多了，希望工程原有的初衷与现实正在不同的轨道上行进。正如中国调查记者、“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所言，“我们的城市化已经牺牲了乡村不少人，九零年代是我的舅舅、叔叔那一辈；八零后的一代，也在城市中被消磨；现在，八零后的孩子又变成留守儿童……因而，我希望乡村可以有尊严的成长，让孩子有保障，而不仅仅是被时代裹挟。”
学习上少有引导与辅助的留守儿童面临着低劣的学校教育、缺失的家庭教育、扭曲的社会教育等多重窘境。大陆义务教育在乡村已基本普及的今天，那一双双农村娃的“大眼睛”又在期盼什么？当前，中国正加速推进城乡一体，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变得相当迫切。中共一直在宣传教育是百年大计，如何令这些留守儿童走出当下的困境，关系着这庞大群体自身的命运，也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
流动儿童的教育窘境
另一方面，站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看待农民阶层的流动，从初衷而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消除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距。一些经济收入尚可、就业相对稳定的进城农民工，陆续将子女带到城市就学，这些跟随家人在城市学习和生活的农村儿童被称之为“流动儿童”。由于资源的配置与制度的陈旧，在城市内部对资源的争夺又产生了新的对立结构，随父母进城打工的流动儿童上学无门的教育窘境日益突显。
关于城市流动儿童的规模和结构，目前尚缺乏详细的测算。据大陆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城市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尚可，而大龄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则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儿童，大量大龄流动儿童中学毕业后便停止升学。
2015年年初，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文承认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贫二代”：“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中国的现况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在不少人看来，希望工程有4个元素：农村、贫困、教育、青少年，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形成的数量日益巨大的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理应成为希望工程的帮扶对象。
(刘言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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