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2月19日凌晨5点47分,中国合唱指挥泰斗、上海音乐学院指挥教授马革顺在上海华山医院辞世,距其101足岁生日只差8天。
马革顺1914年出生于南京,1933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音乐组,1949年毕业于美国西南音乐学院研究院,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桃李满天下。从事合唱指挥的人无人不知马革顺,中国第一本《合唱学》即由他所著,国内当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合唱指挥家几乎都受过马老的指点。
下文节选自《马革顺——合唱泰斗世纪情》一书中的《艺术访谈——与马革顺面对面》(2012年),经作者金波授权转载。
年轻时的马革顺。联合时报 图
《艺术访谈——与马革顺面对面》(节选) 文/金波
严格地说,这篇访谈的采访周期前前后后远不止四个月。
马老先生那本被誉为中国合唱界“圣经”的巨著——《合唱学》,从酝酿、成书到修订再版,跨度长达几十年。何况,这位从艺已八十年的寿星,投身的又是音乐艺术的最迷人的塔尖:合唱与合唱指挥。而很多人即便唱了大半生,一经马老的点拨方如梦初醒:原来合唱是这么回事!
与这样一位泰斗级的人物面对面聊合唱,只有先“避重就轻”——把涉及合唱理论的问题暂且“搁置”,而着重通过对马老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的采访及资料收集、阅读、提炼,渐渐积聚“对话”的资本。所幸马老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善于以简单、形象的叙述说明事理。九十多岁的他思维敏捷,言谈通俗风趣,这使我们的沟通从不存在心理距离。
2013年12月20日晚,百岁高龄的合唱指挥泰斗马革顺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上指挥排练。
【对话】
作者:1993年,上海音乐学院就为你举办了从艺六十周年庆祝活动,最早接触歌唱是什么时候?
马革顺:我的父亲是牧师。我小时候家在南京,我们住的房子共有三层,底楼是个礼拜堂。我五六岁时,大人们在礼拜堂做礼拜唱赞美诗,我很喜欢听,不过那时还不大懂。我父亲办了个孤儿院,有几十个孤儿。孤儿们平时要学习、劳动,很辛苦。我父亲对孤儿管教较严,孤儿们经常会在劳动时唱赞美诗,他们用歌声缓解压力和劳累,也以此表达对我父亲的不满。那时,父亲对我们也很严厉。我是长子,几乎每天要遭受父亲的打骂,心里十分苦闷。因此,孤儿们动听的歌声引起我强烈的共鸣。
作者:父亲棍棒式的教育使您的心灵蒙受了阴影,听说您甚至试图以自杀相抗、解脱。音乐是否对儿时的您具有心灵抚慰和救赎的作用?
马革顺:确实如此。孤儿们唱《罪孽不能进天堂》,他们是在用唱歌骂我父亲。我有时也与他们一起唱:“罪孽不能进天堂,罪孽不能进天堂,若到审判那日子,罪孽污秽真可耻,罪孽不能进天堂。”我唱这首歌对付父亲,我心想:你打我,我没有办法,我自己要安慰自己。
我手上的这本赞美诗集,是我父亲使用过的。书里面的这首歌《天父必看顾你》,是我最喜欢唱,经常唱,一直到现在还喜欢唱的赞美诗“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我就是以此安慰自己,激励自己。
作者:您父亲也打孤儿吗?
马革顺:打。他虽然是牧师,与教会和传教士接触较多,但他的思想仍很封建。不过孤儿们的生活还可以,吃得很好,他们都胖胖的。
作者:您读大学时,曾组织孤儿院的孩子排练合唱,这是您最早开始指挥合唱吗?
马革顺: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时,当时由三所学校的合唱队成员参加,成立了声歌协会。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当时也在声歌协会唱歌,他后来创作了《延安颂》等。我在声歌协会参加合唱、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担任指挥的史达士老师有时忙不过来,就让我代指挥。声歌协会的合唱很正规,曲目有海顿的清唱剧等。我训练孤儿,指挥他们合唱,差不多也在这一时期,大概是读大学三年级吧。
1935年3月,我在《音乐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组织与指导合唱团的经过》,专门介绍了训练孤儿合唱团的情况。
作者:中央大学师资力量很强。
马革顺:“中大”艺术科的主任是徐悲鸿,我们音乐组的主任唐学咏,他的老师刘质平是李叔同的学生。音乐组教师还有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等。
教我们指挥的老师是奥地利人史达士,他兼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工部局交响乐队是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当时有评价称其水准为“远东第三”。
我在“中大”学了三年德文,老师商章孙又是著名德文翻译家。
作者:抗战初期,您在南京、西安以音乐和歌声为武器宣传抗日,您在街头指挥学生高唱抗日歌曲的场面,怎么会出现在外国人拍摄的记录片里?
马革顺:南京沦陷前两个礼拜,我和家人离开南京前往西安。在这之前,南京的中央电台也准备撤到重庆,电台准备组织人在广播中演唱宣传抗日的歌曲。当时人心惶惶,电台找人十分困难,最后找到了我。我为同学王问奇写的两首歌词《不久就要天明》和《淞沪战歌》谱了曲,与两个弟弟在家排练了一番,然后到电台演唱,我伴奏。
1937年11月,我到达西安。有一天,我在鼓楼附近的街头指挥学生演唱救亡歌曲,当时来了2位外国人,说他们是美国“金门电影公司”的,是荷兰摄影家伊文思麾下的摄影师。那时伊文思正在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日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所以他们想拍摄我们唱歌的场景。我同意拍摄,但由于这天光线不理想,所以约定第二天拍。第二天我如约带学生前去,拍完了,我们没再联系。过了二十多年,有一次我在一部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看到了我当年在街头指挥学生演唱抗战歌曲的镜头,十分欣喜。这个镜头正是从《四万万同胞》中剪辑的。
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在做专访我的节目时,也把这个镜头放了进去。这历史镜头确实非常珍贵!
作者:您早期还创作了哪些歌曲?
马革顺:有抗战歌曲,如《募寒衣》、《台儿庄打胜仗》、《胜利在最后》等。歌词都是别人写的,我作曲。
作者:您还创作了不少宗教歌曲。
马革顺:以前中国教会的赞美诗全是从国外引入的。1936年,国内五大教派要联合编本赞美诗《普天颂赞》。《普天颂赞》百分之八十是国外的赞美诗,另外百分之二十公开征集,由中国人自己写。我应征创作了一首《婴儿周岁歌》寄了出去,结果被录用了,还得到十块大洋。《婴儿周岁歌》应该是我最早创作的歌曲。
建国初期,我的好朋友戚庆才牧师在上海怀恩堂讲道,他要我每周写一首经文短歌,在讲道前教唱,这样能调节气氛,起到“热身”的作用。经文由戚牧师提供,我谱曲,共谱了一百首。这些经文短歌后来出版,标题为《杖竿短歌集》。《杖竿短歌集》前几年还再版过。
作者:《受膏者》是您创作的大型合唱作品,被称为中国的《弥赛亚》,谈谈创作缘由?
马革顺:从1949年起,每年圣诞节上海教会联合诗班都由我负责排练指挥圣诞大合唱,每年都唱《弥赛亚》。另外,中国的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教堂,华人基督徒也唱《弥赛亚》,唱巴赫的作品,但中国人不大习惯。
我就想能不能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圣诞大合唱。这就是最初的动机,没有其它想法。《弥赛亚》太长,唱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创作《受膏者》首先有几个标准:不能太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第二呢,不能太难。当然,太简单了也没意思。第三,稍为有点民族化。第四,打破传统的圣诗格律。
《受膏者》从1953年春天开始创作,根据《弥赛亚》的部分歌词酝酿旋律,写了一年。1954年12月在沐恩堂首演。
作者:《受膏者》旋律庄重、优美,在民族化方面有哪些突破?
马革顺:十八世纪,赞美诗的格律两小节、两小节很对称,就像中国的旧体诗,五言诗、七言诗,都讲究工整对杖。这在当时很进步,但是两百年一直这样,那就不够进步,甚至阻碍进步了。直到现在,中国人写的赞美诗仍以传统格律为主。
《受膏者》根据词谱曲,打破了以传统格律为主的工整、对杖的常规,取得了突破,这方面比较成功。别人不大注意这点,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
在民族化方面,我也做了点尝试,但不多,主要是在旋律方面。
《受膏者》不足之处是风格不太统一。因为我不是专业作曲的,只是在大学上大课时学了些作曲理论。
作者:指挥《受膏者》首演,心情一定十分激动吧。
马革顺: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是激动,另外一方面很压抑。因为我常常要受审查,写检查。1951年,我已排练好门德尔松的一部清唱剧《赞美颂》,但里面有句歌词:“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有人就揪辫子了,说我含沙射影骂社会主义。结果演出取消,我被迫写检查。
作者:美国留学期间,您学的合唱流派是东罗马,学成回国后却偏向西罗马学派,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转变?
马革顺:合唱的发展与宗教关系密切。合唱音响有两大流派,一个是天主教的西罗马流派,影响的范围主要在西欧。西罗马流派的特点就像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升腾向上,声音靠前,纤细明亮又清晰。还有一个是东正教的东罗马流派,影响地域从希腊到东欧、俄罗斯。东罗马流派的风格犹如东正教教堂的洋葱头型圆顶,雄厚宏大,声音靠后。
与钢琴、小提琴一样,合唱是舶来品,大约一百年前通过教会及教会学校传入中国,主要是西罗马流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亨德尔、勃拉姆斯的合唱曲都是西罗马流派。此外,萧友梅、黄自也从国外带回来西罗马音响。建国后,苏联专家带来的东罗马音响对我国影响很大,这与当时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政治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我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第一次指导上海乐团排练《东方红》,用的是东罗马音响,大家对我的评价是:“洋腔洋调”。而苏联专家也排东罗马合唱曲,大家却不敢讲他。既然大家提出了意见,我就进行自我反省、研究,看了不少相关的中国语言学的书,发现汉语的发声是偏向前面的,与西罗马相近,甚至比它还要靠前。西罗马的发声方法适合演唱中文歌曲。
我根据作品的风格来指挥。指挥西欧、中国的作品就不能用东罗马流派的方法。指挥东罗马的作品也不能用西罗马流派的方法。
作者:在《合唱学》里,您详细论述了用中文合唱时语言的特有规律,您研究归纳出的咬字吐字的方法,对解决合唱中“洋腔洋调”的问题有哪些意义?
马革顺:《合唱学》有三个重点:协调、色调、咬字吐字。
我在美国威斯敏斯特读书时,学习了外文咬字吐字的方法,受益很大。但那与中文演唱不完全一样。中文与别的文字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它有三个介母:i、u、ü。三个介母改变了发声的部位,把声音往前靠,就变成了四呼: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合口呼。早在中国唐朝,就有人根据京剧的发声进行过总结。古人对四呼没有归类,我一一列出,哪些字是开口呼、哪些是齐齿呼……在这方面我花了不少功夫。
京剧有京剧的唱腔,合唱有合唱的歌唱特点。我对归韵和收声也作了一系列研究,这样在用中文合唱时歌词很清晰,情感更丰满,“洋腔洋调”也没有了。中国的合唱,大都是“喊”、“唱”、“说”。“ 喊”,我们听得不少,如“大刀向……”。声乐老师“唱”的较多。我指挥的合唱不“喊”, 把“唱”和“说”结合起来。这方面的探索经过了较长的阶段,大概有五六年。1960年到1963年,我在一个合唱训练班上专门作了试验。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后来都分配到了上海合唱团。1963年,训练班的学员到天津演出,《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听了我们的演出欣喜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合唱团能把歌词唱得这么清晰,不看字幕也能知道唱的是什么。”当时训练班的这批学员,现在退休了还在基层演唱。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探索过学习德国唱法等,在借鉴京剧的收声等方面走过弯路。总之敢于不断自我否定,改变旧观念,不断提高。以后很少有人再提“洋腔洋调”了。
“文革”后,我曾对三个学生戚长伟、吴遵圣、吴迪安进行了声乐训练怎么适应合唱要求的探索。我向他们讲好“是拿你们当试验品。是否成功不一定。”独唱完全发展个性,合唱则要完全磨掉个性。比如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走方阵,同样是七十五公分,个子矮的步子要大一点。
最近这两年我仍在根据排练、演出中出现的问题,思考如何完善咬字吐字的方法,研究中文的咬字吐字与其他文字的咬字吐字的不同之处,以及怎样在合唱实践中体现、贯彻合唱学的理念等等。我的三个研究生正围绕这些方面,分别在写毕业论文。
作者:《合唱学》被誉为中国合唱指挥界的《圣经》,有人还提出了“马革顺学派”,怎么看?
马革顺:我的《合唱学》很多人看不懂,但有一个人评价很高,她就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吴灵芬。“《合唱学》是中国合唱指挥界的《圣经》”,这句话就是她说的。吴灵芬在俄罗斯学习过,但观念很新,很敢讲。
作者:吴灵芬教授曾表示“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琢磨马老的课”。
马革顺:是的。她过奖了。合唱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涌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几十年来,我深入到传统的合唱艺术中,先是参加演唱,后来指挥了些经典作品。再接下来是作曲、研究,从经典中汲取精华。我先做传统的儿子,再做传统的叛徒。我只是在民族化方面做了一点点努力。
作者:《合唱学》是中国合唱理论的基石,但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一度全盘向苏联学习,合唱领域受到哪些影响?
马革顺:1955年苏联派来个专家叫杜玛舍夫,他是合唱指挥,到北京办了一个合唱训练班。杜玛舍夫并没有把俄罗斯最优秀的经典的合唱作品带到中国来,他带来的仅仅是《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曲子。
合唱作品的创作离不开语言,斯拉夫语系决定了东罗马系统作品的音响厚重、宏大、靠后;拉丁语系则决定了西罗马系统的音响纤细、明亮、靠前。“向苏联学习”带来的误区使我们的不少合唱指挥、合唱团只知道用东罗马的音响、方法指挥演唱,哪怕唱西欧、中国的作品。即使到现在,一些专业合唱团队仍在千篇一律地采用俄罗斯的唱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一些专业单位指导,我不讲东罗马、西罗马,只是指导大家试试高位置演唱法。団员门听到自己的合唱音响大大改变,他们非常高兴。可是我离开后的第二天,他们的领导就发话说:“马某人的东西,是美国纸老虎的东西,要消消毒。”后来他们到加拿大去唱,人家不欢迎。这个合唱团回国后进行了总结,认为现在的唱法应是“高、快、轻、柔”。其实也不一定,该强则强,该柔则柔。他们想改,但改不了。
俄国十月革命后,宗教的东西少了,与苦难、战争相关的因素多了;广大知识分子较压抑;俄苏冬季气候寒冷,人们爱喝酒……这些也与俄罗斯浑厚、靠后的合唱音响不无关系。而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变快了,对外交往多了,俄罗斯的唱法也在改变。
也许是受我的影响,上海的情况要好些,但遗毒仍很深。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话不能讲,讲了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革命。
作者:“文革”结束后,您还有顾虑吗?
马革顺: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策落实了,教授的待遇恢复了,我真正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教学、指挥,我非常舒心。
1981年和1987年,我到美国各地讲学,瓦特堡学院授予我“音乐艺术荣誉博士”证书。我带回来一些近代作曲家的合唱作品,比如布里顿、亨德米特、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那时我去美国各地二十几所大学讲课,有机会在大学的图书馆和各地的书店收集我需要的合唱资料。
我还到过很多国家、地区以及国内的许多省市区,去讲学、指导排练、演出、当评委。这三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阶段。
作者:您九十多岁还上台指挥合唱,什么力量使您对音乐如此执著?
马革顺: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们超越功利、高尚纯洁的品格。我年轻时就受到蔡元培先生美育观的影响,美育的独特作用是德育、智育、体育所无可替代的。
我热爱音乐,热爱合唱艺术和合唱指挥。还有我曾经对父亲承诺,要终生以音乐为教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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