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日是金庸寿辰（生于1924年3月10日），作为一位走过九十二年人生的老人，一生传奇经历无数，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尽数展现，因此这次就只谈他的作品，来为老爷子贺寿。
一、金庸的早期历程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海宁查氏在明清时期可算得上是江南望族，查家族谱有字辈：“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其中査继佐、查慎行、查嗣庭等名人就出自此家族，民国时期的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教育学家查良钊，都是金庸（查良镛）的族兄。
一般资料显示，金庸出生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但也有其它说法，诸如一九二零年、一九二三年等，甚至诞生日期都有二月六日等不同说法。而金庸本人对自己的生平一向讳莫如深，因此我们这里便默认他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生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金庸的幼功较之其它武侠作家来说定是深厚了许多，自小便熟读四书五经，很是扎实，按照本来的人生路线，或许查家又会多出一位学者。但生逢乱世，很年轻的时候他便远走他乡，建国后更是客居香港至今，为此我们不免感叹造化弄人。
我们常说金庸小说的戏剧性与文学性兼有，这话不假，他在学习了许多西方小说的精华并不断融入之前，就曾经做过编剧和导演，也因此非常熟悉如何调动观众（读者）的兴奋点，而早在他动笔写武侠小说之前，就曾作为《绝代佳人》的编剧获得过文化部编剧金奖章，创作能力可见一斑。
而这期间需要为我们注意的是，《绝代佳人》《王老虎抢亲》等电影，主角都是在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女星夏梦。
时间轴指向公元一九五四年，历史上一个平平无奇的甲午年。
然而对于武侠小说，却是开天辟地一般的震动。那年的香港，太极派与白鹤派约定擂台比武，仅仅五分钟后便叫停，本不值一提，却被当时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并邀请麾下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陈文统盛情难却之下开始动笔，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
这部小说叫做《龙虎斗京华》，这位陈文统给自己起的笔名是“梁羽生”。
《龙虎斗京华》一炮而红，引起轩然大波，次年梁羽生以希望对方要为自家报刊写武侠小说的名义邀请查良镛出山写作，查良镛欣然应允，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
这部《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如今看来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作为处女作，一出手就有如此段位，也确实不得不感慨金庸写作功底之深厚。
谁都没有料到，这两部作品只是开始，而这武侠小说写作之路，整整影响了数代人之记忆。
一九五五年，金庸写完《书剑恩仇录》由于好评不断，便提笔开始写第二部小说《碧血剑》，然而这部小说却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好，金庸自己也在《香港商报》连载结束后屡次修改大量篇幅，直到今日得以“勉强能看”，而他本人也说过：“修订的心力，在此书上耗费最多。”以至于多年后特地为此写了《袁崇焕评传》，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果金庸的小说止步于《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那么后世对他的评价也许只是一句“写过两部尚好武侠作品的小说家”，但金庸毕竟是金庸，第三部小说于一九五七年石破天惊般问世后，一路咆哮着杀向巅峰，攀上了后人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
《射雕英雄传》
二、真命天子的诞生
文学评论界有一对兄弟俩，造诣颇深。有趣的是，他二人均对金庸做过评价；更有趣的是，他二人对金庸的评价戛然相反。弟弟夏志清就曾公开说过：“读金庸的书会降低个人水准。”
而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却不这么看，早年在金庸尚未提笔时，他便认定武侠小说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文学体裁，若是以后没有人来写，他必会自己动笔，这一念头在他脑子里转动了许多年，直到一九五七年读到金庸的一部小说，大为震惊，拍案叫绝，写信给友人说：“（武侠的）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
金庸的这部小说，正是赫赫有名的《射雕英雄传》。
我们过去的武侠小说，用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不入流”的，民国的旧派武侠，无论是还珠楼主的仙侠还是郑正因的硬派，都有粗制滥造的地方，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举突破了武侠小说原有的天花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首先是人物设置上，金庸就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我们知道读者读小说是有代入感的，代入感越强烈，往往阅读体验越佳，这一点我们从金庸的前两部小说中就可以看出。
《书剑恩仇录》的主角陈家洛，出身高贵，是海宁（因此可以视为陈家洛有着金庸自身的投射）陈家的后人，也是乾隆皇帝的弟弟，而他出场时就是红花会少舵主，“身穿白色长衫，脸如冠玉”，谈吐举止都是当时社会的上流人物，“吐属斯文，和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类”，如果要提炼出陈家洛这个人物的一些特征，我们会发觉这些恰恰是最美好的一些人物设定——
长得好看，出身高贵，武功（能力）高强，异性缘好，不骄不躁，有事业心。
但这样的人物是活在小说里的，活在人们梦里的，现实中几乎是碰不上的。所以金庸自己也知道，要想写得更深刻、更有价值，只能一步步颠覆掉自己笔下的完美形象。《碧血剑》里，主角袁承志就以“脸色黝黑”的形象出现了，当然我们知道，这部小说并不成功，因此武侠小说史上第一个反类型化的主角出现了。
“月光下只见这孩子浓眉大眼，啼声洪亮，面目依稀是亡夫的模样。”
“这孩子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
仅此两条，“貌美”与“聪慧”就跟主角无缘了。作为已经读过很多遍或者说知道原著故事的我们来说，已经觉察不出这样有什么困难了，但是对当年的刚动笔的作者和那些新读者来说，这样写是很危险也很具有挑战性的，它预示着我们再也不能用翩翩公子、绝世天才的模式来推进情节。
但往往有挑战才有生机，金庸凭借着这样一个长得不太好看、又有些呆笨的主角杀出重围，并让这个主角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读者心中。
郭靖。
而在这部《射雕英雄传》里，金庸可怕的笔力也在逐步显现，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几乎可以说是各个出彩，除却大节不含糊、小事略迟缓的郭靖和古灵精怪的黄蓉外，金庸还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武林体系，并融入了五行文化，既提升了原著小说的内涵，又给小说本身带来的趣味。
如东邪黄药师，“药”中是“木”，东方属木，青色，所以黄药师都是青袍，同时他的妻子冯蘅、女儿黄蓉的名字里都有“木”。又如西毒欧阳锋，“锋”中有“金”，西方属金，白色，所以欧阳锋“身材高大，身穿白衣，高鼻深目，脸须棕黄，英气勃勃，眼神如刀似剑，甚是锋锐，语声铿铿似金属之音”。又如南帝一灯和尚，“灯”中有“火”，南方属火，红色，擅长一阳指。又如北丐洪七公，“洪”中有“水”，北方属水，黑色，乞丐脏兮兮。又如中神通王喆，“喆”中有“土”，中央属土，黄色，道士黄冠。
这些角色形态各异，不仅渗透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主观创作中却也丝毫没有留下脸谱感，提及五绝中的任何一人，我们都能明显感受到与其他四人的差异，这正是金庸写作功力之所在。
金庸写作功力的提升还体现在谋篇布局上，不仅是对人物的精准刻画，情节的张力也是小说的一大看点。《射雕英雄传》以南宋末年为背景，气势恢宏，纵横宋、金、蒙古，以一百多万字的篇幅写出史诗气象，有江湖儿女的侠气，也有家国天下的争斗，煞是好看。
武侠小说终归是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故事情节往往会压过很多文学性的东西，金庸能有如此大的成就，能在封笔多年后还始终为人所记忆，绝不仅仅是靠着他不断写让读者喜爱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在小说中灌入了他的思考。
《神雕侠侣》
三、金庸在小说里的思考（上）——“射雕三部曲”
金庸的重量级小说有六部。前三部统称为“射雕三部曲”，分别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与《倚天屠龙记》；后三部则分别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与《鹿鼎记》。由于篇幅有限，我们这里主要讨论这六部小说。
很多朋友曾经有过疑问《倚天屠龙记》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后一百多年，与这两部小说的关联也不是很大，为何金庸本人会将其列入“射雕三部曲”呢？其实金庸这么做是大有深意的。
作为一名世家子弟出身的传统文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同时，金庸内心必然是有着古代传统儒家价值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因此在写作时，他会不断以儒家的价值观来考量、来进行故事编排，而这三部曲，恰恰反映了金庸从笃信到怀疑再到质疑的思想历程。
在创作《射雕英雄传》时，我们能够看出，金庸赋予了书中正面形象的是非观，无论是郭靖秉持的儒家道德观念，还是洪七公这一“正义的化身”，都体现的是儒家的是非观。
武侠小说往往格局是不大的，大多数不是复仇便是夺宝，而我们在《射雕英雄传》中却看到，金庸不仅仅满足于此，他还让郭靖面对流离失所的百姓，开始拷问自己：“战祸之惨，一至于斯。我为了报父亲之仇，领兵来杀了这许多人。大汗为了要征服天下，杀人更多。可是千万将士百姓却又犯了甚么罪孽，落得这般肝脑涂地，骨弃荒野？我破城为父报仇，却害死了这许多人，到底该是不该？”
正是自郭靖的一段自问开始，金庸迈向更大的母题——天下国家。
而这条“天下国家”的主线贯穿“射雕三部曲”始终，并最终汇聚在《鹿鼎记》里，形成惊天一击。
先让我们慢慢看。到了《神雕侠侣》，金庸已经很明显对儒家伦理纲常进行动摇，杨龙的男女大防成为那个时代的禁忌，个性与时代的对抗也成为他对儒家思考的一大疑惑，“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这正是金庸原话。
虽说《神雕侠侣》是一部离经叛道的小说，但是在更大的层面上，显然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颠覆，面对“天下国家”的命题，金庸还是作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论断，这一论断也为读者熟悉，却不知在后来的小说里，金庸自己早悄悄推翻了这句话。
所以在《神雕侠侣》后期，在杨过最终出面击毙蒙古大汗，救了襄阳百姓后，金庸选择让主角杨过回到正经的路子上，回到儒家的正统，并借由杨过的心理点明本书的回归：“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路，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日？”
我们看到，《射雕英雄传》同《神雕侠侣》殊途同归，虽然一正一邪，却终究都回到了儒家的路子上来，而回想一番《倚天屠龙记》的结局，则恰恰相反。
《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里有许许多多前两部留下的线索，无论是《九阴真经》、《武穆遗书》，还是那些鲜活人物的后人，但这些并不是《倚天屠龙记》被并入“射雕三部曲”的理由，《鹿鼎记》同样有着《碧血剑》的线索，《飞狐外传》也同样有着《书剑恩仇录》的线索，而我们却没有说过这几部之间有着续书的关系。
原因其实还在那四个字，“天下国家”。
“倚天”本意就是宝剑的意思。倚天剑里面收藏的是武功秘籍《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倚天”在书中的意思便是惩奸除恶。
而“号令天下，莫敢不从”里的“屠龙”，则是权力的象征，屠龙刀里头是《武穆遗书》，它一开始在郭破虏手上，是抗击蒙古的，后来兵书在朱元璋手上，一直是权力的交替。
《倚天屠龙记》其实就是江湖和历史的“记载”，由于侵略者的肆虐，神州陆沉，江湖儿女为了驱除鞑虏费尽心血，终于将元人赶跑，恢复中华。这本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但我们看到，恢复中华的，并不是那个集儒家最光辉的领导形象于一身的张无忌，而是那个阴谋家（小说里的）朱元璋。
不同于郭靖和杨过，张无忌是以儒家理想领导人的形象出现的。他不仅天资聪慧，而且外貌可喜，虽然性情优柔寡断，可是作为领导人，他配得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赞誉。
首先，他替明教抵抗住了六大派的围攻，收服教众。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在明教面临着“自杨逍、韦一笑、说不得诸人以下，天鹰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厨工夫役，个个神态庄严，丝毫不以身死教灭为惧”的即将覆灭的悲壮形势时，张无忌“当下不暇多想，大踏步抢出”，挺身而出。
其次，在做了明教教主后，张无忌立刻约法三章，强调一要自律，二不可惹事，三是正名分。这三件本身便是儒家仁君的作态。
再其次，在中原武林遇到大危机时挺身而出，改变明教形象。无论是在元大都救下六大派，还是识破陈友谅、成昆诡计，亦或是击退元军，大义不容分毫退让，张无忌的所作所为，都是值得歌颂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最为符合儒家理想领导人的人物，最终却敌不过朱元璋的暗算，这纵然有着金庸为历史让步的原因，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金庸在这一刻，开始真正怀疑儒家能否找到出路了。
是的，“找出路”。金庸后三座大山之所以比“儒家三部曲”（即“射雕三部曲”）更为深刻，正是因为他在不断深入思考中。
《天龙八部》
四、金庸在小说里的思考（下）——找出路
在紧接着《倚天屠龙记》的《天龙八部》里，金庸以更为恢弘的气派写下了乔峰、虚竹、段誉三兄弟的故事，而整部小说的基调则立足于“人”本身，研究者称此书为“有情皆孽，无人不冤”，实在不假。
我们看到，《天龙八部》里金庸对“天下国家”的母题进行了解构，一方面成为每个人物的原罪，另一方面成为每个国家的原罪。
面对人物与生俱来的原罪，不再相信儒家的金庸开始转向释家，希望可以借助佛经来化解恩怨，于是有了《王霸雄图 血海深仇 尽归尘土》这一章，但很明显，这一章里的扫地僧仿佛就是无所不能的大神，无所不能的代名词其实就是作者解决不了。金庸在那一刻，面对佛法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了，只能搬出一尊神来。
而国家的原罪，则最终由萧峰承担，萧峰虽是乞丐、是南院大王，也是金庸小说中人气最旺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但很明显他同样是儒家的化身。而设置他本是契丹人，却生长在宋朝国内，恰恰是激发儒家矛盾的因子。
这位儒家的化身，超过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既不愿自己出生的辽国有战乱，也不愿自己生长的大宋有涂炭，因此在劝勉耶律洪基退兵后，他大声说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然后，萧峰死了。
萧峰的死是金庸在试图瓦解儒家符号的一个标志，如若不死，萧峰（儒家）的道德准则会自发产生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导致的结果有两个——
一是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一是放弃自己。
萧峰选择了后者，或者说金庸借由萧峰选择了后者。
当释家救不了世的时候，金庸的眼光转向了道家，于是一部充满着道家和自由主义的作品诞生了，《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在小说里，“笑傲江湖”是一首曲谱的名字，而曲谱《笑傲江湖》改编自一部失传的曲谱，《广陵散》。《广陵散》是古时的《聂政刺韩王曲》，魏晋琴家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所以《笑傲江湖》的二字回目其实是和《广陵散》一脉相承的，这也是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回目上一定要用二字的原因。而《广陵散》说的是聂政的故事，是侠客、是自由的故事，《笑傲江湖》正是侠客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权力的厌恶。
《笑傲江湖》里没有明确的“天下国家”命题，可我们却能看到它充满着自由和压迫的不断抗争，在这里金庸放大了自由散漫的令狐冲的浪子形象，也放大了正人君子般的岳不群的伪君子形象，而后者恰恰就是儒家的代言人。
金庸在《笑傲江湖》里有一个主观性论断，那就是“政治即恶”，这样的论断其实是粗暴的，因为我们很清楚政治对历史的发展有多么重要，但在《笑傲江湖》里，我们不妨将其看作是一个符号，用脸谱化的形象来试图写出传统文化里的弊端。
而最后，金庸迎来了他的《鹿鼎记》，金庸在《鹿鼎记》里做出了他自写小说以来最猛烈的颠覆，而这种颠覆，不仅是对自己的彻底反叛，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终结与破灭。
我们看到，《鹿鼎记》开篇宏大，气象非凡，出场人物无不正气凛然刚正不阿。反清复明天地会，陈近南、青木堂，一个个心怀大志。无论是传统叙事还是金庸过去的小说中，这些人物一定是英雄属性，即便最后失败了，那也是悲剧英雄，一个个前仆后继可歌可泣。
可在书中，刚登场的天地会众人，那就是为了堂主的位置争得撕破脸皮。再后来利用韦小宝，权衡势力。
到了后来，陈近南死了，被郑克爽杀死的。这一幕标志着旧有价值体系的彻底瓦解。他陈近南可以死在沙场上，可以被敌人暗杀，可以与江湖豪杰打个几天几夜含笑九泉，甚至可以最后因为一事无成而郁郁寡欢终老而死。
可是他是被自己辛辛苦苦辅佐的少主杀死的。也就是说，他这一生的兵法学了是没用的，这一生的武功学了是没用的，这一生的抱负也是无济于事。
《鹿鼎记》就是这样可笑。在各种戏谑和反叛间猝不及防，让那种历史的荒谬和悲剧色彩扑面而来。让你的任何行为都变得毫无意义。
至于儒家，金庸在小说里不仅挖苦陈近南、黄宗羲、吕留良等人，更是用韦小宝的形象来做彻底的嘲讽。
我们来看《鹿鼎记》最后那看似平平淡淡的收尾，顾炎武、査继佐、黄宗羲、吕留良四位拜访韦小宝，请他出山做皇帝，其实这就是最大的高潮。
四个书生指点江山：“韦香主，我们这次来，不是要你行刺皇帝。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在《鹿鼎记》里，为反清复明忙活了大半辈子的这四位最有声望的遗民，想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法子？
荒谬、可笑，却又合情合理。借着那块土壤，描述着那个时代的悲剧。
金庸在他所能思考的范围里，写到了他能写的最大力度，可惜的是，他用错了力。
《鹿鼎记》
五、金庸的一些观点
《鹿鼎记》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巨著，虽然金庸写得入木三分、极为深刻，却始终写的是金庸自己的传统文化。拿陈近南来说，就有两种陈近南：一是《鹿鼎记》里的陈近南，一是历史上的陈近南。
对于《鹿鼎记》的百姓来说，短期内是为了战争，会导致流离失所；长期看目标是为了复国和百姓，结果还是“兴，百姓苦”，所以他的政治目标不是侠，而是他们那个阵营里的“英雄”，虽然是失败的英雄。
可在历史上，我们却不能忽略当时社会上满人对汉人的歧视政策。在满人对汉人的歧视政策下，《鹿鼎记》里那些没有意义的抗争才会变得有意义。
而这其实，是金庸的一些观点在作祟。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是金庸“三联版”小说的序里头原话，抛开各民族一视同仁的历史观是否“进步”一说，我们只看前两句，自然能发觉就连金庸自己也是存着这样的想法——
初期的小说汉本位的思想很强，到了后期慢慢开始愈发倾向于民族平等。
考虑一下金庸这十五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跨度，那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了。虽然一个人的观点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金庸的十五部小说中，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零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
金庸早期作品里，确实汉本位思想浓厚。因为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正在发端。由于列强纷争，民族主义开始大规模诞生。
梁羽生的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和第二部小说《草莽龙蛇传》是上下两部，写的就是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故事，在这里能很清楚看到梁羽生的排外思想。而在梁羽生化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他也提及了自己的小说“兼有历史小说之长，尽管他对历史的解释，未必人人同意，如对义和团的评价，对李自成的称颂，就很可能有好些人不能接受了，但这总是他开辟的一条路”。
而梁羽生接下来《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等，更是直接将场景转到了“反清”的思想中，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部《武当一剑》，也是如此。
所以说，汉本位的思想在当时并非金庸独有，而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金庸在《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小说中流露出的汉本位思想自然不言而喻。
而在《神雕侠侣》里，金庸就和杨过一样，开始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比如杨过受了忽必烈的“邀请”去刺杀郭靖，比如小说里对忽必烈的正面描写。等等这些都是金庸民族观念在转变的苗头。
这之后我们读到《天龙八部》。不同于《射雕英雄传》中的民族矛盾和江湖恩怨是分开的，《天龙八部》直接将民族矛盾挑到了跟前，萧峰受难是因为民族身份，慕容复复国也是因为他是少数民族后人，包括段誉、阿朱、鸠摩智等等，全都是非汉族。
金庸想借《天龙八部》表达的是，人的好坏和民族无关。这些人有汉人，也有西夏人、吐蕃人、大理人、契丹人，他们的区别不同只在“是非”，而不在“民族”。
因此后来，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里头有言：“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民族问题，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
这话虽然值得商榷，但我们能够看到，金庸在《鹿鼎记》里确有矫枉过正之嫌，至于其它污蔑，则大可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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