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仰之
4月14日，旅美华人作家周仰之携纪实作品《斯人已远》到上海，与读者们重返“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国民生活”。周仰之另一个身份标签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孙女”，《斯人已远》讲述了将消逝于历史烟尘中的时代故事，勾勒了周立波夫妇、周扬、林家兄弟、姚家姐妹等家族亲友的人生侧影。
《斯人已远》封面
继《我的祖父周立波》与《梦思故国静听箫》两部记录周立波的传记后，《斯人已远》是周仰之书写过去百年历史的第三部作品。
“我人到中年才拿起笔开始写作，而开始的源头则是朋友多次提及，让我将祖父的事情讲述出来”，周仰之移居美国二十余年，身边的友人们对著有《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周立波充满了好奇，“祖父是个很有趣的人，回忆起他的故事总是那么生动而令我心生怀念，那就开始写吧。可是越写越不好‘玩’了，因为他们身后历史太沉重。”
1973年，周立波从监狱获释后进入五七干校，当时年仅13岁的周仰之被父母送到周立波身边以陪伴老人，一老一小独处数月。“因为是被隔离的状态，非常孤独，只有我和祖父两人可以说话。但是在那个情况下，祖父也没有表示出抱怨，他的内心很丰富，看到路人、一棵树就会问我猜猜背后有什么故事。和他在一起真是一点也不无聊，有时候干校放一场电影，我们两人早早去了，就能一直天南海北的谈话，他也不嫌我年纪小。”
周立波与姚芷青。
周仰之早年学习理工科，赴美后在硅谷科技企业工作，完全没想到后来会走上与祖父一样的写作道路。“祖父还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与我交流过文学创作的内容。但是他对文字的认真，确实影响到了我，我也因此对手中的这支笔十分慎重。《暴风骤雨》他写了6年，《山乡巨变》写了3年。”周仰之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相比之下她觉得如今许多人对文学、文字的态度太随便了。
“我并不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当做英雄来写，他们就是普通的人，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有理想，但也有无奈、矛盾和冲突”，在周仰之的这三本书中，能看到他们的不凡，也能看到他们备受争议的事迹。
“那时候的她（周立波发妻姚芷青）应该不懂‘悔叫夫婿觅封侯’的道理，冥冥中似也觉得眷顾她的命运之神开始离开她了……大码头那只被周绍仪（周立波原名）赶上的命运之船，把他们夫妇二人渐渐地带往了不同的方向。”无人知晓为何周立波抛下了发妻幼子在他乡另组家庭，在《斯人已远》中，周仰之将笔墨宕开，将包括祖母姚芷青在内的四代女性坎坷而又不屈的人生跃然纸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才子加愤青”周立波，照片背后写着“送给芷青”。
周仰之回忆：“说起来我和祖母的关系更亲密，虽然很多地方和祖父更相似。”一生曲折，姚芷青晚年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包括对生死。“她很早就为自己准备了一套高级面料做成的白色衣裤，没有经过漂染的本白。好几次她说‘我去的时候就帮我穿上这身衣服走吧，我一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当得起这身白衣服’，每次说的时候都平平淡淡没有任何伤感和怨尤。”
“我也问过父亲，祖父为什么会抛下他们。父亲开始很生气我问这个问题，往往一听我提就挂掉越洋电话。后来父亲才感叹：也许他有更大的事情要操心，甚至是性命堪忧。”
1985年姚芷青的葬礼。
周仰之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主流历史中无论是主角还是撰述者，语境都是男性的，妇孺总是边缘的。我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许多在时间长河中扮演着母亲、女儿、媳妇各色角色的女性，她们也是历史的亲历者，值得一书。”在周立波、周扬这批时代弄潮儿的背后，是他们的妻子、父母儿女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中从被动到主动、从逆来顺受到挣扎应付的身影，惨遭灭顶而又幸运地度过一次次苦难。以我的祖母为例，她在上世纪剧烈动荡的时势浪潮中求学、婚姻、居家、就业的人生历程极富典型性和代表性。”《斯人已远》的时间跨度由民初、抗日、国共内战到旧社会四十年，再到新社会四十年，可以看做是一部家族史当背景的长河小说。
回到写作，对周仰之来说，“周立波孙女”这一标签无法摘掉。“这样一个身份带给我很多优势，比如可能最开始编辑会愿意接触了解下我写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框架，可能就会被框死在其中。有的人说我是‘文三代’，我有些哭笑不得。如果在我20岁时被这样讲可能还合理一些，如今我年过半百开始写作，这个称呼就太可笑了，”周仰之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写完三本“周立波”，就算完成了“周立波孙女”这一身份的使命，“接下来，我会进入第二个更有挑战性的阶段，用虚构的手法描述中国与世界交汇和碰撞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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