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辩称，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孵化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自然倾向。现在皮凯蒂与卢卡斯•钱斯尔(Lucas Chancel)一起撰写了一篇新的论文，题目是《1922-2014年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从英国统治到富豪统治？》(Indian Income Inequality, 1922-2014: From British Raj to Billionaire Raj?)。
根据复杂的个人所得税、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数据，皮凯蒂和钱斯尔得出结论称，2014年印度前1%高收入人群获得了22%的国民收入，是1922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最大的份额。这个人群的收入份额在1951年到1980年间大幅下降，随后在1980年到2014年间再次上升，尤其是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启动之后。
他们的论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统计问题，另一个是他们未能区分不同种类的不平等。除了此类问题以外，该文还暗示称，从分配的角度说，印度的社会主义计划时代是公平的，随后的“亲商业的市场去监管化政策”时代是不公平的。这充其量说对了一半。
两位作者承认，他们混合了调查、税收和国民账户的数据“充斥着方法和概念上的困难”。因此他们试图用一系列替代假设来佐证。然而，“垃圾进、垃圾出”(rubbish in, rubbish out)的问题适用于所有此类模型。
1922年，逾40%的印度地区被500多位王公而非英国人统治着。这些王公和他们的贵族非常富有，但不用缴纳英国税收。那个时代的不平等程度当然远比现在严重。
皮凯蒂和钱斯尔使用税收数据来评估收入是有问题的。税收当局将资本收益视为收入。但资本收益不构成增值，因此不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内。因此，他们计算的收入与GDP比率不应包括资本收益。
两位作者表示，在高税收和国有化时代以及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不平等程度大幅减轻。普通印度人受益了吗？唉，他们并没有受益。在1947年独立以后的30年里，贫困率依然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因此穷人绝对数量在这个期间几乎增长了一倍。
相比之下，尽管在本世纪蓬勃发展的头十年不平等程度当然有所上升，但1.38亿人在2004年到2012年间脱贫，这是印度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不平等的自由化做到了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都做不到的事情。
人们不应感到意外。快速增长提供了机遇，这可能比社会主义平等更重要。《2010年至2011年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2010-11)提供了印度各邦的消费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平等状况的指标，0是完全平等，1是完全不平等。在每个邦，城市的基尼系数都远高于乡村的基尼系数。然而，所有的移民都是从相对平等的村庄来到不平等的城市的。人们用脚投票，支持机遇而非平等。比哈尔邦和阿萨姆邦的乡村基尼系数为0.17，是最低的，但这两个邦是令人失望和经济停滞的泥沼，并非是人人平等的天堂。比哈尔邦有数百万人去了更富裕但也更为不平等的邦工作。
第二高的乡村基尼系数（0.29）出自喀拉拉邦。这是印度社会发展程度最为先进的邦，拥有最低的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它还有最高的薪资水平和最佳的学生与教师比率。喀拉拉邦因全球化受益匪浅——该邦前往海湾地区打工的人数在印度各邦中是最多的，它从这些工人的汇款中受益。这导致了不平等，但其生活水平远高于更为平等的比哈尔邦和阿萨姆邦。
曾被称为“贱民”的达利特(Dalit)处于印度种姓体系的底层。经济自由化创造了新的商业机遇，产生了3000个达利特百万富翁。在皮凯蒂和钱斯尔的数据当中，这会被证明为导致了不平等。但这是某种应该赞扬的不平等。印度需要更多的社会流动性和白手起家的故事。
如果不考虑皮凯蒂和钱斯尔的分析在技术上的瑕疵，自由化确实加剧了不平等。但以下情况同样是事实，随着1991年以后自由化势头加剧，企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拥有技能和能够进入全球市场的人受益巨大，而农村地区缺乏技能或门路的人落在了后面。
这种机遇上的巨大不平等，皮凯蒂和钱斯尔并没有探讨。向富人课以重税不是办法——我们从社会主义时代就知道这一点。印度需要在每个村庄建设像样的学校、卫生中心、道路、电力供应和互联网连接。它需要廉洁、负责和有能力的政府职员。经济自由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现在应该由优质的公共产品来补充。
本文作者是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研究员
译者/裴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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