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春天的樱花一样，无论期待与否，中国“两会”始终都会三月出现。
每年一片热闹嘈杂之中，对于经济界人士而言，最关心的无疑是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既可以看官方说辞，也可体会官方对于经济谈论的言外之意。波动制造交易，噪音共舞信号，也正因此，在3月5日当天，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报告尚未结束，不少分析师的报告已经出炉，到底从这份报告能够看出多少信息？
最明显也最受关注的数字仍旧在于GDP目标数字的变化。报告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对于无数财经媒体来说，这已是头条材料。问题在于，为什么是6.5%，这一目标底线是否守得住？首先，比起过去的8%甚至7%，6.5%看起来已有让步，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按照十三五收入规划，2020年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那么6.5%其实已经属于官方能够接受的底线范围。
其次，有观点将本次调整解读为主动下调，但是这背后也有严峻形势使然因素。报告开篇已经表示，“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虽然李总理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意味着政府更多希望将6.5%作为底线，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可能需要做好长期潜在增速继续下行的打算。
第二，耐人寻味的还有财政赤字。按照报告说法，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按照表面数字，3%的数字可谓稳健，也与去年预算赤字率持平。但是考验在于，如果经济下行，要维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3%的财政赤字难以维持。早在去年“两会”，时任财长楼继伟就明确表示可以考虑“适当提高赤字率”。
重要的是，考虑到口径计算，中国财政赤字可能存在低估，有券商报告经过计算表示，如果加上动用的结转结余与政府性基金专项债，2016年财政赤字实际上高达4.3%，结合一些隐性口径，可能数字还有加大。如果未来经济继续下行，本来增速已经下降的财政收入将会面临更大压力，此刻比起开源，可能更重要还是节流。
不过，仅看财政政策还难以理解政策意图，结合货币政策可能更为清晰。报告对货币政策定性仍旧是要保持稳健中性，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此外，对照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目标，对此很多民众关心，因为涉及通货膨胀，但是在当前经济状况之下，其实3%较难达到，这个目标即使核定意义也不大。
总结来看，这其实是表示未来经济政策取向是“宽财政紧货币”，财政的宽松为政府政策以基建投资为核心的保增长政策留出余地，而货币政策的收紧则是应对刺激的后遗症，这其实是对去年以来年实质意义上的宏观政策组合的再次确认，即：当增速面临下降的时候，一方面维持刺激以保持增速，另一方面收紧货币以应对可能的金融风险，这也是当前去杠杆去产能大旗之下的另一面真相。
看懂中国经济，除了需要体会名与实，更应该有比较视野，即跳出中国看中国，正如我很欣赏的一位诺奖得主所言，只了解一个文明无法去写作这个文明。笔者近期正在东京大学访学，我的研究题目是对比日本和中国经济，这是既宏大有趣又实则艰难的题目，其中的情感含量以及审美困惑对国人而言更是常态。因此，即使对于中国经济已经有十年观察，来日本也很多次，过去也有一些对中日经济比较思考（亦参见拙著《印钞者》、《白银帝国》以及专栏文章），但我希望这次能放开定见多做观察，对自己的最大提醒就是不要快速做出结论，因此只在我的个人公号《徐瑾经济人》陆续做了一些分享。
中日经济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方面，对比当前日本挣扎于小数点后的增长率，日本央行力求通胀率2%用尽各种招数而不得，与中国状况在冰火两重天的感受；另一方面，对比日本经济的历史图景，却发现中国经济的神话与弊端，都曾经在日本上演过，换而言之，读懂日本经济，中国经济的图景也近乎水晶般透明。
日本经济在五六十年年代也曾维持两位数增长，70年代之后逐渐下台阶，但即使遭遇石油危机仍旧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更是“日本第一的时代”。以高速经济维持合法性也曾经是日本执政党的追求，池田内阁提出的日本国民倍增计划与今天中国的收入翻番无不类似，而田中内阁时代的列岛改造计划也类似中国的四万亿大手笔，更不用说后来的广场协议以及房地产泡沫更让让人有昨日重现感受。
在与日本经济人士的交流中，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相当于日本哪一年？简单问题往往有复杂的答案，答案千差万别，容我日后一一道来。但从答案，也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多少年，然而，这一答案并不容易。
以经济增速下台阶势态来看，中国很类似日本的70年代；以汇率问题而言，以中国目前遭遇的压力，日本前大藏省官员行天丰雄对我表示中国现在更像广场协议之前的日本；对比房地产市场与股灾往事，中国又让人想到90年底初期的日本；考虑城市化以及受教育等指标，中日差异则是数十年，等等。更不用说中国地区差异之大，而当前的停滞却富足的日本社会更类似中国向往的梦想之地。当然，不乏突兀的是，中国在互联网领域以及移动支付一些领域却一马领先。
中国官方对于中国经济有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判断，在中日对比之中，我们也看到中日之间的时空重叠，不同时期特点在当下中国出现与挤压。甚至，差距并不完全是坏消息，某种程度而言，差得越多，对中国越是好消息，意味着未来改进还有很多空间。
但核心问题在于，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的赶超好时间还有多少？好学生并不意味着好老师，从后进追赶相对是容易的，埋头模仿即可以，但是要成为第一，其实意味着需要在世界舞台和人类文明上有自己的剧本与模板，这意味着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向我们揭示的最大经验。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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