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底提出以来，引发各国的关注。源自于古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但并不局限于古丝绸之路的理念、范围，而是富含廿一世纪的时代气息，尤其是与自发的、“有机”的古丝绸之路不同，“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首先倡议，既是对中国的发展、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为正陷入泥淖的世界经济开出了一剂良方。
尤其是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超过130个国家政府官员、经贸领袖的积极参与，这更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更大关注，国际学术界也通过各种理论体系来研究和分析“一带一路”，希望以此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一带一路”的真正内涵和未来发展趋势。
现有理论难分析“一带一路”
由于“一带一路”并不仅是经济措施，也并不局限于单一的科技、地缘政治或文化交流，它是上述所有领域的集合体。只有将这些领域全面纳入考虑，才能理解这个倡议的深刻内涵。需要重点提出的是，在发展“一带一路”理论的过程中，各国学者对其它文明和地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点的包容与尊重是至关重要的，也有助于“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的快速形成。
笔者经过总结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们，目前主要通过以下理论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
最多学者以国际关系学理论来研究“一带一路”，有学者提出该倡议是中国的西进战略，是要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竞争。但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解决不了“一带一路”提出的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问题，以国际关系学理论来解释该倡议有所偏颇。
为数不少的学者是以地缘政治学理论来分析“一带一路”，虽然政治学有经济学所理解不了的动机，但是，所有政治都是“家门口的事”（All politics is local），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其“家门口的事”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并从中受益，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可以协助各国解决“家门口的事”，因此，仅用地缘政治学理论来分析“一带一路”，并不完全正确。
以区域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一带一路”的学者也有不少，然而，“一带一路”提出要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向全球经济提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区域经济学理论并无涵盖这些内容。
文化经济学理论也是部分学者用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文化有助民心相通，打造文化产品有助推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但文化+经济如何解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问题、如何令沿线国家认可、接受中国的文化及产品、如何解决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文化经济学也并不能解释“一带一路”的所有现象。
至于有学者提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比较适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但并不适合沿线国家的发达国家，也不适合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
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可以用全球化理论来解释，虽然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等问题则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各国的国家主权事实上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一带一路”的内涵，并非是为了通过全球化来干涉他国的主权和内政。
除了上述几个理论之外，还有以下一些理论用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例如历史地理、生态环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区域国别、民族宗教、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地方外交、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链、全球产业链；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国家形象、舆论传播；公共政策以及信用等，这些理论虽然能部分解释“一带一路”的现象，但未能完整地体现“一带一路”所有的内涵。
“一带一路”原创理论有不足
针对以上理论体系的缺陷，并根据“一带一路”的内涵，有学者提出了“一带一路”原创理论：双环流理论、全球互联互通理论和共同现代化理论。
双环流理论指的是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结构中，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欧非大区域治理平台，平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和平崛起的一套全球治理机制。
然而，该理论的问题在于，“一带一路”范围并不仅限于亚欧非，而是全球任何认可该倡议理念的国家，都可参与其中。此外，若“一带一路”仅以中国为主导，离开美国、日本和主要欧盟大国的参与，全球治理有缺陷。
全球互联互通理论指的是，互联互通目的在于促进相关国家之间交往的便利化和流动性，互联互通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网络，沿线国家间“不通”的地方少了，彼此容易从更强的关系网络发展到合作共赢的共生体系中。“对接”是互联互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词汇，合作各方将彼此需求对接，强调的是平等和相互尊重，是合唱而不是独奏。
该理论的问题在于，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应该且必须包含其它文明的行为方式与方法，并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而且“一带一路”仅是“对接”的话，又如何为全球的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比当前更有效的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凸显中国智慧、中国模式对全球经济复苏、经济稳定的作用？
共同现代化理论是指以实现人类不同层次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以多个国家组成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国际共同体推进的现代化道路，它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充分考虑人口和生态环境因素，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该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只谈发展，则缺乏了文化层面的互联互通，况且，“一带一路”沿线中，不少是发达国家、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的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注重这些进入发达国家、地区的具体诉求。
“一带一路”是无处不在经济学
因此，为了弥补上述理论的不足，以及真正体现“一带一路”的内涵，笔者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一个原创理论：无处不在经济学（omnipresence economics）理论。
无处不在经济学理论指的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和平合作和开放包容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借助中国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努力构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互相促进的格局，并共同推进文化融合创新，以及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向全球推出新的文化产品和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产业，以此引导世界发展潮流，推动全球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主动深入了解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生活和希望发展的诉求，以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为“双核心”，并在文化、金融、环保等领域增强合作，为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通过中国与环球各国的互联互通，以无处不在的经济合作形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无处不在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则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即它必须是全面包容的、和平的。
无处不在经济学理论的意义在于，自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之后，环球经济欲振乏力，惟西方国家不但自顾不暇，亦难寻拯救世界经济之良策，凸显当前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奏效，亟需变革。面对环球经济的窘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希望更加主动地去了解全球的发展趋势，更加深入地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融合及文化交流，更加注重稳定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以此了解各国人民所需，了解世界经济发展所求，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中国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至于无处不在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形式，则主要体现在与美国的合作、与欧洲的合作、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自身发展需求、稳定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这五个方面。
在与美国的合作方面，在上世纪的互联网时代，美国向全球提供了“三片”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民众喜爱。所谓“三片”，第一片是薯片，无论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背后是美国的快餐文化。第二片是荷里活影片，背后宣扬的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第三片是计算机、手机芯片，背后代表的是美国的创新文化。美国的这“三片”，曾经引导了世界潮流，推动了全球科技的进步，其中衍生出各种与“三片”的相关产业，既推动了欧美自身的经济发展，又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然而，全球已经出现了由移动互联网、智能智造等产业为主导的“无所不在经济”（Omnipresence Economy），美国不再独占鳌头，中国已成为其中的领头羊，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及网络支付领域，如中国2015年手机移动互联网的零售额已高达3340亿美元，是美国市场的3倍多，而且，不但中国手机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每年将以双位数的增长，而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例如拥有大约6亿人口的东南亚国家，有超过2.5亿人使用智能手机，普及率高达41.7%，手机移动互联网市场发展更为迅速，每年市场规模高达数百亿美元。中美如能加强该领域的合作，找寻新的发展机遇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更能够把握住“无所不在经济”所带来的机会。
在文化分工合作创造新经济效益方面，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说明中美合作的必要性。众所周知，中国有功夫，中国有熊猫，但美国好莱坞却有《功夫熊猫》，这说明了银幕无国界（Screens Without Frontiers），面对中国13亿的人口，面对中国影视市场每年1650亿元人民币，2020年之后每年市场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美国只要和中国在文化领域进一步合作，打造更多类似《功夫熊猫》的作品，无疑可轻易让中国民众产生文化“通感”，轻易地抓住中国蓬勃发展的影视市场，进而通过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将影视作品输往沿线国家，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这说明了虽然中美在文化领域各异，但也可结合、共生及创新。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新文化，背后需要有分工合作，需要打造新的文化产品，以此带来文化“通感”、文化合作和产生经济效益。
以此类推，中美两国文化分工合作，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很有可能将成为一个成功案例，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模仿和借鉴，这将更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彼此文化的互相了解，以及互联互通，在这基础上打造更多文化产品以推动各自的经济发展。
相信中国与美国开展合作，加上中国未来将继美国提出的“三片”（薯片、影片和芯片）之后，向全球推出诸如移动支付、智能制造等的“三X”产品，这肯定也可以给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新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此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毫无疑问，这样的发展甚至对全人类都会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能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可。
在与欧洲国家的合作方面，“一带一路”不能是也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与世界各国的大合唱。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仍疲弱、且面临下滑的压力下，中国提出“第三方市场合作”，与欧洲多国优势互补，进行联合体投标、联合生产以及联合投资等新型合作，在尊重第三方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意愿的前提下，推动第三方国家的发展，实现三方互利共赢。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质是对冲 (hedge)非对抗(confrontation)，因为与中国相比，由于历史原因，欧洲国家对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深厚历史渊源，对当地了解甚深、人脉丰富且有丰富运营、管理的经营，加上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分摊投资风险，以及减少中国与欧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独立投资时可能出现的对抗，增加对冲、合作的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且，“第三方市场”也有需求，“第三方市场”要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也亟需来自中国的相对较为低廉的产品价格、中高端制造能力，和来自欧洲的高端技术、先进理念。如果能够吸引中国和欧洲合力投资，对“第三方市场”是更佳选择。在这样的愿景之下，中国已和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及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就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达成重要共识，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发达国家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因此，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但是中国与欧洲双边合作模式的新突破，也是国际合作模式新的探索，更有利于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在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面，对于新兴国家而言，由于自身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结构仍较落后，对外资需求依赖甚高和国内政治纷争不断等问题欲解难解，不但冲击了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已逐渐隐现危机的苗头。在欧美国家的资金“班资回朝”自救之下，“一带一路”将为新兴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资金，更多的商贸合作项目，与新兴国家共同分享相关商机，这不但会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更能与新兴国家一起共同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而且，虽然新兴国家各自要面对各自的困难，但毕竟都已晋身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大国，未来若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继续加强经贸、金融和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加强国民的人文素质，培养思想多元化，增强国际责任、进一步进行民主建设，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明天引领世界经济、社会和文明的一股主导力量。
对于工业化程度相对不高，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仍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政策、资金、贸易、设施和民心等五个领域加强互联互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以提升其制作技术和工业化水平，并展开自贸区、产业园区的合作，深挖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领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整体的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步增加，资本输出将最终超过资本输入。这正是中国近年来的情况，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正在渐渐完成从一个资本净输入大国向资本输出转型的过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适应了这个发展趋势，也为推动企业更好、更深地“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契机。也就是说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资金、人才、技术会有输出的需求，历史选择了“一带一路”，作为这个输出口 。
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虽然已逐渐形成一个增长极或经济中心，但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marginal return），随之出现递减的现象，导致整体成本上升。中国的产业希望进一步扩充生产规模，但却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产业及生产要素向周边相对落后国家、区域流动，便有可能产生扩散、辐射效应，一方面可拉动周边落后国家、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周边国家、区域的经济增长，又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一个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
这是以中国的规范性力量，通过先富起来的国家协力，带动后富起来的国家发展，后富起来的国家又反过来促进先富国家深度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也是体现了“一带一路”是要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内涵。
可稳定完善国际金融体系
在稳定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方面，首先，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已成为一个跨越亚、欧、非、拉美的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功能主要是为繁荣各国的经济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对国际金融体系注入更多资金、弥补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缺口上，由此可见，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良而非颠覆。
其次，随互联网迅速发展衍生出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带来了新的金融产品，绿色金融的发展也成大势所趋。面对金融领域的新情况，新的交易模式和市场游戏规则，目前全球金融治理未能与时俱进，大多仍纠缠于传统的金融市场和产品，未来，金融体系的国际协作必不可少。当前，中国在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及绿色金融领域已走在前列，中国未来将与各国一起合作、协调，在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强对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的监管、引导，使之满足促进全球金融发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
再次，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成立了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随着亚洲经济的持续发展，亚洲区域性银行逐渐崛起，区域间的金融活动也会越来越多，亚洲各国除了在贸易金融、跨境银团贷款、保险理财业务、反金融诈骗犯罪和高端金融业务教育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之外，未来将在亚洲金融合作协会这个平台上，结合新兴科技、创新产业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移动化的趋势，探讨有关区域金融的重新整合。
在全新的亚洲区金融平台上，中国与亚洲各国共同推进跨文化客户的金融管理，以及构建亚洲国家的金融数据库尤其是在加强交易源流（Deal Flow）的共享等领域的创新的可能性，以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增强亚洲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影响力，和促使亚洲金融成为平衡国际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一环。
简而言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话，不但表达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希望更加主动地去了解全球的发展趋势，更加深入地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融合及文化交流，以此了解各国人民所需，了解世界经济所求，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中国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也显示了中国已经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复苏、发展，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谱写出伟大的蓝图，推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新方案。
笔者相信，只要世界各国在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更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通过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智慧，再加上沿线各国的智慧和努力，以无处不在的经济合作模式，定能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无处不在的经济机遇和强大的助推力。
（作者介绍：梁海明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冯达旋系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顾问。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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