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该国独立于70年前，比大多数主要大国更年轻：巴西195岁；美国上个月庆祝独立241周年；南非已独立107年。
从人口结构上说，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之一，年龄中位数只有28岁。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37岁，俄罗斯是39岁，加拿大是42岁，德国是47岁。援引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印度的外交气质是“任性的”。印度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不成熟，是其年轻的产物。印度独立还不到四代人的时间，其国际回应符合一个正在寻找自己在世界上位置的年轻国家的特点。
印度发展成今天的样子，并不是必然的。建国之初，许多人认为，印度幅员辽阔，多样性程度太高，将使其无法治理。也有人担心，印度将被当时在亚洲蔓延的共产党和威权政权席卷。经济学家们则揣测，印度能否养活本国的庞大人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实际上发展得相当不错。“印度式增长率”——到1990年代初经济自由化之前一直为3.5%——如今已加快至强劲的6.5%。储蓄率——在独立时不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如今已达到约30%，印度人口中受赡养者与劳动者之比有所降低。印度经济活力的很大一部分源于储蓄被引导至生产性使用。
尽管这些变化中有一些是显著的，但从印度的潜能来衡量，它们还不到位。在1980年代的一次大幅增长之后，印度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停滞在16.5%。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基础设施瓶颈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然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印度需要每月创造1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最好的时候，印度也只达到了这个目标的一半。矛盾之处在于，调查显示，60%的印度雇主表示遇到招工困难。
在政治方面，尽管印度拥有政治学家所称的“输入民主”，但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印度在“输出民主”方面较为薄弱。考验这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少数族裔、穷人或者低种姓的人找当地警察局求助的结果。也就是说，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很低。这表现在投票人数不断减少以及逃税方面。政府能力虚弱，因此重建制度是一项迫切的优先任务。
印度政府需要更强有力的体制来应对所谓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很难描述，也很难解决，因为它们交织在一起相互依赖。
实施政策往往像是走钢丝。例如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出台的最重大举措：商品和服务税(GST)，目的是将印度整合为一个单一市场。其短期影响将是通胀性的，并将把商业活动从经济中无组织的领域转向有组织的行业，这对就业有潜在影响。如果不谨慎处理的话，这可能被批评为一项有利于富人的措施。
艺术和文学是重大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先行指标。印度蓬勃发展的电影行业很好地捕捉到民族叙事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片往往与社会问题和人民对改变的渴望有关。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看到愤怒的年轻人对“体制”感到失望，他们的失望之情通过革命表达了出来。上世纪90年代，民众的抱负反映在有关城市中产阶级和印度外籍人士生活的电影中。
如今的热门大片讲述的是在印度的复杂环境下保持乐观的故事。宝莱坞(Bollywood)正在记录印度的蜕变。援引2007年的大片《再生缘》(Om Shanti Om)中的台词：“电影还没有结束，我的朋友！”
本文作者是Dalmia Group Holdings董事长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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