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处来看，印度的“神人”(godman)带有暗黑喜剧色彩：一种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对迷信的东方的夸张描述。看看“大师”阿舒托什•马哈拉杰(Ashutosh Maharaj)，自三年前死于心脏病发作以来，追随者一直把他的遗体存放在冰柜中，并声称他只是在沉思。尽管家人希望将他火化，但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选择支持他的信徒，强调“信仰自由”。
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Gurmeet Ram Rahim Singh)被判强奸罪名成立引发的暴力骚乱导致30多人死亡，这应该打破此类对教派仁慈的幻想。对这位精神领袖、演员兼导演的有罪判决引发了其宗教团体“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Dera Sacha Saudra)的暴乱。这种狂热行为暴露了印度政治家在对待“神人”的态度上存在根本性错误。印度的精英阶层非但没有去解决那些让蛊惑民心者得以敛财和无视法律的社会问题，反而把他们当作争取信徒票仓的有用的中间人。
归根结底，“神人”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而非宗教问题，尽管有些人受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鼓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印度人民党(BJP)北方邦首席部长Yogi Adityanath，他指责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的工作是企图令印度“基督教化”，并指示追随者，但凡有一个印度教女性改变信仰，就要做到让100名穆斯林女性皈依。此类言论带来了生命的代价：几天前，批评印度极右翼分子的记者高丽•兰克什(Gauri Lankesh)在班加罗尔的家门口被谋杀。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神人”是一个跨党派问题，各派别领导人都把他们视为争取团体投票的关键。其中包括现已臭名昭著的“神人”阿沙朗•巴布(Asaram Bapu)，他为自己的道场（宗教中心）从国会和人民党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看到辛格的下场，巴布害怕因涉嫌强奸被捕而藏身于其中一个道场，而他的支持者袭击了多名记者。
印度国大党(Indian Congress party)最先向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示好，辛格号召其“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的成员投票支持该党。由于该党在2012年旁遮普邦选举中表现糟糕，辛格转而支持处于上风的印度人民党。骚乱开始当天，印度人民党哈里亚纳邦教育部长拉姆•比拉斯•夏尔马(Ram Bilas Sharma)试图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宽松的执法。夏尔马最近向“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捐赠了约6万英镑。
辛格受民众欢迎显得很反常。“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崇尚苦行的传统，他却以佩戴大量珠宝闻名，并在2015年的一部电影中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像神一样的人物。但他向旁遮普邦的达利特（Dalits，一度被称为贱民，几乎占该邦人口的三分之一）传达的平等信息是其成功的支柱——依靠几分特朗普式的作风，一个招摇的煽动者变成了印度僵化种姓制度受害者的灯塔。
然而，正是印度政客对“神人”的这种功利态度给他带来了好处。派警察或军队平息暴乱可以恢复秩序，但这是一场自己造成的危机：为煽动者提供政治庇护——而非寻求消除导致这些人出现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果。“神人”填补了历届政府不愿解决深层次问题留下的社会真空。
不平等现象并不是印度最大的耻辱，真正可耻的是政府将其视为一种可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政治上、道德上的失败。
正如美国的过往所显示的，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拉关系并不少见。但是，像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这样的“神人”代表了边缘人群中的边缘人群：相当于讨好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s)或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
印度政治家让一个全国性的煽动者行业得以发展，这些人的追随者把对他们的不利指控视为与叛国罪等同。辛格涉嫌强奸15年后才被捕，充分说明了印度政治现状，但没有一点是正面的。
本文作者正在牛津大学(Oxford)格林坦普顿学院(Green Templeton College)攻读互联网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译者/申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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