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图源：视觉中国）
【编者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总体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发展新动能在持续成长，基本面是健康的。然而，一些西方舆论却不时炒作中国“消费降级”、“外资撤离”、“金融危机”等论调，忽视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客观事实，夸大个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海外网-中国论坛网将刊发系列解读文章，对这些错误论调进行一一驳斥，帮助舆论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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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快速地集中并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形成和积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形成了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不仅表现为逐年攀升的投资率，而且还表现在经济运行中所呈现的大起大落基本上可以归因于投资规模的扩张或收缩。投资既而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当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是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最核心的手段，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刺激投资则是经济复苏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
在肯定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的同时，还要清楚认识到长期倚重过度投资增长引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造成产能过剩，增加债务负担，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引发金融风险等。投资依赖越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就难以摆脱粗放式增长的路径依赖。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仍较大，稳增长已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而稳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稳投资不是要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而是在不断扩大投资总量、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投资的质量，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寻求以高质量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第一，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逆周期调节功能。从结构调整深化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要以均衡增长为目标。2011年以来，中国增长模式出现了历史拐点，消费贡献率开始超过投资贡献率，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近三年的情况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8%、59.7%和64.6%，分别比投资贡献率高1.9个、18.1个和22.4个百分点。2018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4%，比投资高3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日益多样化体现在中国居民消费层次的不断升级。消费层次从传统的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模式提升到以工业品为主的消费模式，再扩展到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模式。
消费结构升级必然带动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行业的发展。因此，从中长期看，消费结构升级将创造出大量的投资需求。从经济稳定发展来看，中国经济波动与投资波动的关联性很强，投资运行周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因此，在短期内必须发挥投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平稳增长。“十三五”时期，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通过政府改革，加快淘汰拖后产能，促进产业更新换代和新陈代谢。这就要求现阶段的投资更应注意优化结构，在补短板、调结构、强弱项上发挥积极作用，将短期政策和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搞“大水漫灌”， 以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有效供给。
第二，处理好投资内部结构关系，优化制造业投资结构，控制房地产投资投向规模，保障基建投资对冲功能。从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投资一直占据较大比重，基本稳定在30%左右，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保持在20%-25%之间浮动。据测算，制造业投资增速与GDP增速的同期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86，房地产投资次之为0.82，基建投资仅为0.10，而滞后两期基建投资增速与GDP增速的相关系数升高至0.60。这表明制造业、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与经济增长具有同步性，而基建业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
当前制造业投资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不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当资本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长乏力时，制造业投资的顺周期特性表现为缩减投资规模，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二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客观上对传统制造业投资形成下行压力。因此，优化升级制造业投资是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因素。以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产业快速成长，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行业，需要紧密防范“明斯基时刻”的发生。过高的房价不但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会扭曲收入分配机制，降低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积极引导房地产业投资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房地产业属于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在推动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居住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房地产业投资的投向和规模需要政府和市场合理引导，加大“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现价商品房”等政策性住房的供地和投资力度，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牢牢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基本定位。同时，除了住宅用地之外，还需要因地制宜，配合当地优势产业和资源，引导投资合理布局旅游、养老等产业地产，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
在实体经济不振、房地产业调控的背景下，依靠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客观需求，而且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重点关注几个领域：第一，加大老少边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产业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就业机会，让发展成果为更多百姓普惠共享。第二，促进县域经济结构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百强县集中的东部县市，在制度设计和改革实践中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先进性，借助这种优势，充分发挥引导示范作用，加强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高端化等方面的基础能力建设，完善载体功能，优化空间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城镇体系。第三，推动雄安新区建设，打造新时代城市集群经济。在新的经济空间格局形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合理引导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和投向，有利于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加快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
第三，处理好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做优做强国有资本，激发民间资本创新活力。十八大以来，民间投资占比持续扩大，最高达到63.45%。民间投资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60%左右的GDP、50%以上的税收、近70%的境外投资，非公经济已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年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速放缓、占比下降，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降的现象。民间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原因具有多面性，核心因素在于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递减，民营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缩减了投资规模。民间投资下降、国有投资上升，表明全社会投资效率正大幅下降。为了防止新一轮国进民退，政府需要合理引导支持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需要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形成产、学、研深度结合的一体化产业布局；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向服务型转变；需要通过税费改革有效降低企业间接成本；需要建立健全负面清单制度，为民营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营商环境；需要有针对地解决“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投向哪”等问题，持续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
国有投资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作用无可替代。在投资盈利周期较长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在大飞机、航空航天、高铁、船舶、军工等战略性支柱产业，国有投资应该也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现阶段，国有投资的重点应该着力放在提质增效方面，加速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战新产业占比，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国有资本做优做强，保持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要解决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不高的问题，国有资本应该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发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机制。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者并不是相互独立运行的体系，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积极发展和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充分保证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又可以优化资产配置，提升资本效率，促进民间资本发展，使得多经济主体共享发展成果。
（张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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