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宪法职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自觉接受监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这是中国全国人大新近通过的向宪法宣誓的65字誓词，宣誓者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一府两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如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相应副职等等。自此之后，官员在国旗或国徽下，正装肃立，右手举拳，庄严宣誓上述誓词的场景将会密集出现。现任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势将在2017年获得连任，届时参加这一仪式时，领衔一众高官大员集体宣誓，对内外造成极强的视觉震撼可想而知。
执政者设置出这一新的制度程序，其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效果就是在中国政治中突显法治的地位和意义。在这一表象之下，对于塑造司法权威和官员们的遵宪守法意识，推行依宪依法治国理政，以及市场社会组织个人养成遵法守法习惯，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事实上，国家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已是国际常态，中共此举是制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其实质中，还含有一定的宗教意识。这说明中共治国的实用主义，以及顺时推进自身变革的国家能力。
三次宣誓 双层规制
宣誓，即是从思想、道德、精神层表达忠诚和决心。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行为现象。在古代，官吏、民众等群体都需要向君主、地方诸侯、神或宗教领袖效忠服务。早已结束皇权政治的当下中国也存在宣誓行为。除了特殊职业和在特殊仪式中的宣誓，中国普通群众在加入中国共青团和中共时，都需要宣誓。入党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在宣誓时，宣誓者同样需要将右手握拳举在与头部平行位置。
解放军对党旗宣誓
今后对于中央地方的政务、司法等系统主要官员而言，一般情况下将有三次宣誓，分别是入团、入党和担任要职。需要指出的是，三次宣誓的对象分为两套体系，分别是政党层面和宪法法律层面。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官员需要同时接受党纪和国法双层规制。虽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尚待磨合之处，但中共已经给出党纪严于国法的定调，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双层规制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执政团队的纯洁性。
其实，在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被确定之后的新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中共新总书记的讲话，以及新当选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在大会闭幕时发表讲话，也都类似于一种宣誓行为。比如，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表示，“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进入法治时代设立宪法之后，虽然其实施情况多有差异，但宪法在名义上仍然是国家、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成文的、普遍的、最高的准则。国家机构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之上，公职人员任职时向宪法宣誓，即是表达对宪法和自身职务的尊重和效命，并以之形成一种思想、道德和精神层面的自我约束。
中国古已有法，亦存在一定程度的法治，但在现代法治建设进程里，中国可谓后发国家。中共此次向宪法宣誓的制度创新也是取经国外。有媒体报道称，在193个有成文宪法国家中，明确作出国家公职人员任职时向宪法宣誓相关规定的有177个。因此，中国执政者做出这一程序设置是向国际普遍形式的一次靠拢。
可以想见，官员个人或集体在国旗或国徽之下，正装肃立，向宪法宣誓的现象会在今后大量出现，尤其是在五年一届的全国两会期间。如果是各级人大通过政府等单位的领导班子，就会以集体宣誓的形式呈现，外界应当能够直接观看；而如果是某一职务人选被临时调整，则就会是个人的宣誓，官媒可能会在事后给出现场图像。届时常出现在媒体和群众印象之中的某一政治人物肖像，就很可能会是他（她）在就职之时庄严宣誓的情状。这不仅会对官员个人造成警戒、束缚和压力，在其思想、内心深处打造对宪法法律的尊崇和慑服之感，也能够在社会之中引领尊法守法的风气。
取法国外 “一石二鸟”
中国官场有两个现象令外界颇为反感，一个是人事调动的高度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其始终难以摆脱“密室政治”的色彩；另一个是中共执政党“党临政上”、“党临法上”的现象，致使“人治”长期大行其道，官员“唯上唯权”，不顾下情和集体利益，本应发挥更大作用的法治在事实上严重缺失。对这些现象的反感进而发展为对中共“一党执政”制度模式的质疑。
事实上，其根源并不在于中共一党的领导，而在于目前这种政治制度形式所出现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被清除，同时也就是认可和巩固了中共的地位。此番向宪法宣誓的官场新程序设置，可谓“一石二鸟”，正是精准地点到了“密室政治”和“党治”“人治”弊端，并有助于推动当下正在大步前进的法治建设。
多维新闻此前曾有文章《中共“清教”？ 习近平遵义行再释信号》指出，习近平一届领导人给予思想意识特殊的重视，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式的整风，推崇陈云、乔石等革命元老的朴实作风，召开古田会议凸显“思想建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亦有寻访湖南红旗渠、浙江南湖红船，与福山交流时提及宗教治理等动作。
不久前，多位省纪委书记突然集中强调回归“原教旨”，应当是出自其“一把手”王岐山之语。这些迹象说明，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对党员思想信仰和作风纪律有着苛刻要求的党组织，中共正在重新强化其在这方面的功用。以中共传统话语来形容是“思想建党”，其实也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宗教方面的因素。
向宪法宣誓的做法，虽然是一种现代政治国际范式现象，但又何尝不是带有一些宗教方面的印迹。比如美国总统宣誓誓词是，“我，谨庄严宣誓：我将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愿神佑我。”在此时，他（她）一般要把手按在《圣经》之上。
应该说，国家治理的议题极其宽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化、历史传统，以及组织个人等等都是其中的内涵，也都可以并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目前，在不同国家，这些机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显然，中共也并未固执于特定模式和手段。这说明中共治国的实用主义，以及顺时应势推进自身变革的能力。 (麦垛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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