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6日，天津，一名女子和孩子戴着口罩走在街上。
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之后，15岁的中学生李岩（化名），并没有停止上暑期课外辅导班。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提到爆炸物品中包括氰化物，其中氰化钾平均致死量为200毫克。听到这一信息之后，他再也不敢在室外大口呼吸了，回到家里之后，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
到了8月15日，他突然感觉胸闷气短，随即被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奇怪的是，经过检查医生并没有发现他的身体有任何器质性病变。可是，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李岩突然手抖得特别厉害，并且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把他的父母吓坏了，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就诊，结果还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虽然他的身体没有被检查出任何问题，但是李岩只能依靠氧气袋才能正常呼吸。无奈之中，家人只有求助于团天津市委在天津第五医院设立的心理救助站。
屈利是接待李岩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她说：“李岩来的时候表情特别木讷，他的妈妈还帮他拿着氧气袋。”
“我当时就和他聊，发现他身体上的症状是恐惧所引起的。”为了消除李岩的恐惧心理，屈利当时就给他分析说，“我们处于爆炸点的上风向，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很低，人体要呼吸够200毫克的剧毒物也是不现实的。”
当时，屈利边解释边给李岩做一些心理抚慰，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李岩的身体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好笑。
“我运用了置换错误认知的方法，用正确的信息换取原本错误的观念，从而消除李岩的焦虑点。”屈利笑着说。
其实，像屈利这样的志愿者有很多，在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团天津市委就组建了由110余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心理疏导志愿服务团队。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余名老师，共同组建“8·12心理危机援助中心”。在此基础上，两家机构共同出资成立天津心理援助服务站。团天津市委还从天津师范大学招募选拔60余名青年志愿者，成立天津青年志愿者心理援助服务总队，协助天津心理援助服务站开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服务。
保护措施不恰当，父母变成“二次伤害”的“凶手”
在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年轻的妈妈何莉（化名）依然心有余悸。爆炸发生时，她与女儿在家中，她当时以为发生了地震，带着女儿冲出了家门，一路尖叫。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女儿受到了惊吓，突然变得不爱说话了。随后，何莉将女儿送到了外地的奶奶家。
“奶奶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孩子在睡觉的过程中经常做噩梦，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何莉只好电话求助团滨海新区区委心理援助热线。
当时接电话的是天津良友心理咨询中心的志愿者张晓萍：“我劝何莉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接回来，孩子不仅在爆炸中受到了惊吓，而且孩子出现恐惧的原因就是父母不在身边。”
张晓萍根据多年心理咨询经验认为，父母是孩子安全感的来源。遭遇突发事件，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比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焦虑感要低一半左右。如果发生类似爆炸事故，父母把孩子送到外地，看似是保护措施，可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二次伤害”的凶手。
“家长们看到孩子受到惊吓，第一反应一定是觉得心疼。有的家长为了补偿孩子，给孩子买了很多玩具和零食，对孩子‘过度补偿’并不利于孩子心理的恢复。”张晓萍给家长提出支招，“这个时候，家长给孩子精神上的抚慰更加重要，比如给孩子一个拥抱，逐渐消解孩子紧张的情绪，让孩子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情绪中就可以了。”
事实上，在大的灾难面前，孩子的情绪总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出现发烧、腹泻、肚子疼等症状，这些都属于心理的应激反应。如果短期内孩子情绪没有缓解，就要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援助志愿者。
“很多受灾者，灾难发生初期还硬扛着，这反而容易在后期憋出更多的问题，还不如及时地宣泄出来。流着泪前行的人才算坚强。”张晓萍说。
她提出自己的担忧，灾后受灾者会出现失眠、噩梦、焦虑和愤怒等表现，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过，社会要对那些沉默寡言的受灾者格外注意，必要的时候及时帮助他们寻求心理干预。
防止误读受灾者情绪，用专业技巧为受灾者减压
最近这几天，来自天津的志愿者韩英在接待受灾的来访者时，设立了一项不起眼的小程序——让来访者自己把纸巾扔掉。
原来，由于来访者的精神高度紧张，她为受灾者心理疏导的过程中，绕不开情绪的宣泄。“需要通过哭的方式，让憋在来访者心中的情绪充分地释放出来。”韩英解释道。
每当来访者哭的时候，韩英总会不失时机地递上纸巾。当心理疏导结束之后，韩英就会引导来访者把纸巾扔到门后的垃圾桶里面。
“别小看这个动作，其中就包含着一种暗示——把负面情绪扔掉。”韩英一语道破天机。实际上，在灾后心理救助的过程中，这种小技巧非常多，以此引导来访者进行有效的情绪释放。
虽然女孩王雨薇（化名）居住的公寓，在这次爆炸事故中损失严重，但是她这几天的伤心情绪，很少有人理解，还有不少人还认为她是“吃饱了撑着”。
在爆炸发生之后，由于跑得太着急，没有把家里的小狗带上。第二天，家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她不能进入现场。
几天之后，在消防队员的陪同下，王雨薇被允许进入现场，她找遍了小区，但就没有发现小狗的踪迹。这让她感觉非常悲痛，她也像祥林嫂一样，见人就打听自己的小狗。此举遭到别人的反感。
有人说：“这么多人遇难了，这个时候还有心情管一条狗？”这样的质问，让她感觉非常受伤，感觉别人不能理解她。
“这条小狗意味着一种链接，她已经把小狗当作她的家庭成员了。我在接待她的时候，就运用了共情的方法。我就对她说，这条小狗一定很可爱。”韩英说。王雨薇就拿出手机，给韩英看了很多张小狗的照片。
共情是灾后初期心理重建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让来访者感受到咨询师内心想法与自己完全一致，从而帮助来访者打开内心世界。
韩英说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她说：“有的事情我们有解决方法，如果有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还不如等待。由于王雨薇刚结婚不久，我就问她对未来有什么具体的希望，她希望未来一年有小宝宝。”
因为王雨薇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好，老公比较关心她，做完心理干预，她的心情好多了，也露出了笑容。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受灾者的情绪没有对与错之分，不能对他们的情绪妄下结论，需要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进行解读，不然容易产生“二次伤害”。
专家指出，一些心理创伤者的灾后心理援助的效果比较好，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心理咨询师的技术，而在于来访者社会支持系统完善与否，比如父母是否爱自己，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如果完善，来访者的心理就能恢复得比较好。
避免心理援助短期化，内心重建需要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我们在爆炸事故发生第二天，就开展了部署工作，联系了社会组织派出了3位志愿者老师，建立了心理救助站，给市民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团天津滨海区委书记黄东表示。
在第一时间，团天津市委就通过当地的报纸、电视、微信等方式将咨询的信息传播出去。爆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12355热线就接到200个志愿者的报名申请，团天津市委从第一批中选取了9名志愿者，来到滨海新区心理援助服务站开展服务。
“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心理的应激处理，运用共情的方式去安抚他们。”天津市良友心理咨询中心专家韩章荣介绍。
当事人经历过爆炸事件之后，其内心的恐惧没有被处理，就会造成压抑。比如不能听到消防车汽笛的声音，不能看到关于爆炸的画面。应激性心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就可能在潜意识里面扎根，将就会影响到后续的正常生活。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国心理干预服务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很多心理援助志愿者由于专业水平不够，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反而揭开了很多当事人的‘伤疤’，以至于造成了‘二次伤害’。”韩章荣表示。在派出由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之前，良友心理咨询中心都会对他们进行短期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以提高志愿者的专业化水平。
她提出了自己的担心：“我们心理咨询机构有公益的传统，可是灾后心理重建，不仅仅是要进行应激处理，还包括后期的哀伤处理，这些需要长期的过程。可是，我们难以在灾后长期做下去，毕竟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
事实上，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不仅仅是“灭火”，也要考虑下一步心理重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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