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习近平的政治发迹地，浙江是他真正全面掌权和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省份，也是他得以全面展现自己执政理念和施政成绩最为亮眼的地方。习近平执政时期的浙江的崛起路径还被概括为“浙江模式”，认为可以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这些在习近平上位以后的用人、整风、反腐、法治、深化改革等方面都得到验证。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困境，及十三五规划即将出台之际，习近平在浙江所提出的“两只鸟论”，即“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被置于舆论放大镜之下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与当年的浙江颇为类似。当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让浙江经济逐渐摆脱了“成长的烦恼”，使浙江经济脱胎换骨。“浙江模式”的兴起，是在浙江既不能增加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又要以一定的速度把握战略机遇的背景下出现的，而习近平认为浙江经济在两难中的唯一出路就是“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这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8月31日中共党报发文称，习近平以“两只鸟论”指明方向，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
何谓“浙江模式”
谈及“浙江模式”的范本意义，就有必要探讨何谓“浙江模式”。外界给出的定义是，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但显然这只是所谓浙江模式在经济发展上的一面，而“两只鸟论”是此中最为重要的发展思路。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浙江模式”离不开三个关键要素：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主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政府和经济运营模式的创新力。
这使得浙江经济在全国罕见的拥有以下四种特点：即区域之间差别不大、城乡之间差别不大、政府与民间之间财富分配差距不大、劳资双方财富分配差距不大。浙江相对最落后的丽水地区在GDP总量方面也能达到省会城市杭州的九分之一多，这明显好于湖北省的模式——整个湖北省举全省之力支持武汉市的发展。浙江省的民众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基于这三点要素和四大特点，“浙江模式”逐渐在中国城市经济圈中异军突起。根据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02年，浙江省GDP为7,67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6元；但是到了2007年，全省GDP已达到18,638.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
日前，大陆31个省份上半年GDP数据相继公布，浙江以19,281亿元的GDP总量排名全国第四，从GDP增速上来看，虽然浙江以8.3%的增速排在第11位，但第三产业表现抢眼，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超六成。有分析人士指出，浙江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而呈现颓势，而是正从“速度领跑”向“质量领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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