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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爆炸一月后:被改变的生活难回去,满街危化品车成新隐忧

                       

天津爆炸一月后:被改变的生活难回去,满街危化品车成新隐忧

                    爆炸中损坏的东海路站时钟。

老李要走。当他听说爆炸现场要封堵入海口时,就想过带着5岁的外孙离开天津。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后数日,天津下了雨,马路上雨水泛起泡沫,有淋过雨的人出现皮肤红痒。一时间,“天津雨水有毒,不要淋雨”的消息迅速传播。

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危化品爆炸产生的环境影响都在可控范围,请市民放心。

老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还是带着外孙走了,他觉得“不放心”。

爆炸给天津港留下一个直径100米、深6米的大坑,上千吨溶解了未知化学物的废水从这里运走,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案仍在研究。

这个被形容为“流脓疮口”的爆炸点,在两个月后或将开建公园。滨海新区计划用24公顷土地建造海港生态公园,以修复环境。

9月11日,官方公布了165名在这次爆炸中遇难者的名单,另有8位失联者被确认已无生存可能,法院将启动宣告死亡的法律程序。

爆炸后一月,震荡渐渐平息,受损的环境正在修复,但对像老李一样的部分天津居民,特别是在爆炸中受损小区的居民们,恢复可能才刚刚开始。

爆炸的烙印依旧清晰。曾在这里生活的人,有人离开,有人沉默,有人反目,有人等待。

离开

天津爆炸一月后:被改变的生活难回去,满街危化品车成新隐忧

有的居民已经或准备离开。CFP 资料

8月19日,天津运管部门退休干部老李开车载着外孙,驶向京沪高速,他打算离开天津,去北京的女儿家里住上一阵。

8月13日,他在新闻里听到关闭爆炸现场三个入海口的消息,心想着,“孩子怎么也比大海要脆弱吧”。

直到雨天来临,“泡沫雨”和“神经毒气”传言又起,老李下定决心要走。

在天津开发区康师傅公司上班的河南人陈姐也走了,她窝在出租屋里看了几天电视,发现老乡都回家了,“小区里和小吃街上摆摊的老乡全走了,我就也走了”,她带着孩子回了安阳。到9月7日,陈姐又回到天津上班,“我想着就算有毒也该散没了”。

不少在滨海新区务工的外地人接到了放假通知,餐饮店在爆炸后也关门歇业,只有网络外卖提供送餐服务。

跟老李同一天离开天津的,还有和他一起退休的老伙计,“(他们中)家里有小孩、在外有亲戚的,都走亲戚去了,光在北京的就有3个。”

一些年轻人则携家带口,到更偏远些的天津蓟县度假,在农家院里躲避“不受信任”的空气。“直到开学后,我们这里的房间供应才不紧张了。”蓟县一位农家乐老板说。

爆炸发生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事故核心区周边停满了各种环境监测车辆,移动监测点位的数据随时发回指挥部。

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在发布会上说:“雨水让爆炸核心区还未清理的地面残留氰化物转为溶水的氰化氢,在酸性条件下可能逸散,影响周边环境。但这些情况都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之中……请大家放心。”

一些动物也在悄然离开这座城市。

天津滨海新区湿地保护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王建民发现,爆炸点东北方向约6公里的一处候鸟栖息地,原本要在11月飞往南方过冬的两万只水鸟,爆炸后踪影全无。他想不出所以然。

“这个季节应该是鸟类最多的时候。”8月14日,王建民像往常一样驱车来到栖息地,自3月下旬就从江浙一代迁至此地繁衍的反嘴鹬、黑翅长脚鹬等十几种水鸟,几乎都不见了。他咨询一些鸟类专家,大家都感到不解。

连续数日,王建民每天沿着海岸线寻找水鸟,最远到了120公里外的唐山乐亭,都没有发现踪迹。“动物对环境的感知最敏锐,这些海湾地区的生态究竟受到什么影响,还需要专业人士进一步考察研究。”

王建民告诉,更让他担忧的是栖息地再往东3公里外的海滩,那是一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的栖息地,“聚集了差不多来自全世界的12000多只遗鸥”。

9月正是遗鸥迁徙至此的时间,王建民几乎每天都要去记录飞来栖息地的遗鸥数量,试图分析这个区域生态环境是否已发生变化。

婚房

天津爆炸一月后:被改变的生活难回去,满街危化品车成新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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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爆炸中被打断的生活。CFP 资料

万科海港城的业主曹阳,在天津市区的出租屋里度过了爆炸后的第一个月,原本计划10月结婚的婚房,也在爆炸中被毁。

8月12日晚,曹阳邀了朋友在家中小聚,聊着婚礼的安排。当晚11点半左右,“轰”的一声巨响,婚房的玻璃窗带着金属框架往屋里冲,朋友本能地伸手去挡,“骨折了,玻璃划破头,缝了十几针”。

7月份,曹阳和未婚妻刚搬进新家,原定于10月24日举办婚礼,请柬都已给亲友送了个遍。突如其来的爆炸,毁掉了他的新婚计划。

2012年,他从东北到天津打拼已近十个年头,在滨海新区万科海港城买下一套9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定居下来。一百万元的购房款几乎花掉了这个27岁年轻人的所有积蓄。

30岁的邻居李文君2011年在万科海港城买下房子,生活稳定后,“终于可以要个孩子了”。

2015年8月,李文君已是一个全职孕妇。为了迎接新生命的降临,怀孕后她就没再上班,坚持早睡早起,还接了父母过来同住,方便照顾即将出生的孩子。

12日晚,李文君早睡如常,被第一声爆炸惊醒时,她以为地震了,全家人慌张地准备逃生。第二次爆炸在30秒后冲击了他们的房子,“玻璃碎片像雨一样砸在床上”。

28楼往下的电梯已经扭曲变形,李文君挺着大肚子从消防楼梯一步一步往下走,直到连夜逃至天津市区后,她才感觉身上有划破的伤口,痛。

滨海新区政府与开发商协调,最初计划以购房款1.3倍的价格回购损毁房屋,给予业主赔偿,但很多业主不愿意,“现在这个钱很难在附近买到质量一样的房”。

曹阳拿着政府补贴的6000块钱,在天津市里租房住着,“合同一年一签,租房押一付四”,忽然多出一大笔日常开支,让他有点“消受不起”。就在几个月前,他刚花十几万元为新房添置了家具。

李文君变得很敏感,“打雷或动静大点儿的声音就害怕,睡不着”。爆炸带来的阴影积郁在她心里,几天前去做孕检时,医生说她有点妊娠高血压,“胎儿的发育出现迟缓”。她很担心,尤其是这几天从新闻里听说美国“9·11事件”参与救援的许多人患上癌症后,她只希望孩子能健康出生。

房产开发商答应以市场价1.3倍的价格回购受损房屋,曹阳在回购协议上签了字,但他还在等市场评估结果。“我们没时间打官司,更不可能上访,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收入。”曹阳说,现在的生活让他无可奈何。

李文君坚持没签字,她不认为这个价格能弥补爆炸带来的破坏,“有些损失是金钱买不回来的。”

仓皇逃离的爆炸夜,她和丈夫忘记带走结婚戒指,再回家取东西时,发现戒指已经不见了,连同一些洋酒和自行车被盗,只剩下开裂的墙壁和乱成一团的家具。

沉默

爆炸波及的不止周边居民,还有离事故地较近的部分企业。

距离爆炸点3公里外的一间冻品仓库,千吨冷冻肉品在爆炸后腐烂,50米开外就能闻见刺鼻的臭味。

“爆炸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氨泄漏。”这家冷链物流公司的员工葛文强回忆,8月12日当晚,爆炸冲击波损坏了冷库的制冷设备,用于制冷剂的氨气发生泄漏。他们打了119求救,但爆炸现场“让消防力量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公司的氨泄漏”。

近一个月过去,仓库中大约3000吨肉品已腐烂发臭。穿白色防化服的员工在仓库中进出,冷冻肉还裹着塑料膜,堆在库房外的空地上,“员工冒险抢运了一批出来,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因为我们货物的损失,导致下游加工业的客户没有货源,损失的远远不止摆在这里的货值。”上海某外贸公司的运营总监郝娜说。

郝娜已六次往返天津,一直没能解决公司价值2700多万元冻品损失的赔偿问题,“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的牛羊肉,几乎都腐烂了”。

葛文强认为,公司也是爆炸事故受害者,货物损失的后果不应由公司独自承担。

滨海新区有关管理部门已介入协调处理,并书面承诺,先对腐烂冻品无害化处理,再协调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暂无法理清责任的货物,则由政府代偿直接经济损失。

监管部门和肇事企业瑞海公司的人员也受到事故波及。

天津市安监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介绍,副局长高怀友被控制后,单位成为事故的直接责任方,“内部气氛很紧张”。尽管正常工作未受影响,但“上班都很沉默,同事之间也不敢乱说话,怕被打小报告”。

肇事企业瑞海公司副总经理尚庆森的父母,已在家中闭门半个多月,8月19日尚庆森出院回家后,同样再没出过门。尚家邻居说,以前尚父每天都会去自己家的修理厂上班,“爆炸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在爆炸中丧生的瑞海公司员工陈贞则给家里留下一个大难题——他与现任妻子是二婚,尽管育有一子,但没有领过结婚证,陈妻与陈父陈母为了赔偿款的分配,“成了仇人”。

“把孙子留在陈家,或者她带着孩子在陈家生活,可以考虑均分;如果带着孩子改嫁,就再协商。”陈贞的舅舅说。

流动炸弹”

爆炸事故第三天,8月15日,天津市曾紧急召开安全生产大会,要求对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生产、经营、仓储、运输企业和单位,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条件、主体责任落实、港口危险货物生产经营资质等。

石家庄司机王成比原定计划在天津多待了十几天,他在天津港等着提货。爆炸后,港内限制提取所有危化品仓储货物,直到9月5日才开始放货。王成说,延期存放的费用“承受不起”。

危化品仓储行业或许已开始新一轮“洗牌”,安琪明显感受到,“检查力度在加大”。

安琪在天津厂库房信息平台工作,爆炸发生后,没有资质的小仓库将之前存储的危化品货物,转移到有资质的仓库,“小仓库不敢接单,几乎所有正规的仓库都爆满了。”

在滨海新区经营一间危化品仓库的章赛听说,港口有七八家比较大的仓储企业都被责令关停,“小的就更数不清了”。

南开大学严天鹏等人曾在2010年考察过天津市危化品仓储物流情况,并撰写文章《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仓储物流现状考察》。其中指出:天津市许多危化品以老企业居多,经营特点是品种多、储量大、批量小、批次多;许多库房建于上世纪70年,已不能适应现代危化品存储的等级要求。

章赛经营的各类级别仓库共一万多平米,近期已全部储满危化品货物,尤其是甲级资质的仓库,“现在全天津都找不到一家空的”。

供不应求的危化品仓库推高了货物存储价格。原汉沽区一名仓储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2000平方米的仓库已存满货物,级别最低的丙类仓库价格从原来的1元/平米/天翻了一倍,“以前最高也不会超过一块三”。

章赛介绍,现阶段乙类仓库可能需要3.5元/平米/天,价格翻了一番,而且一库难求,不少客户只能将货物转运到临近的青岛港去。他说,以前还能打点擦边球,把乙类的货放到丙类库,“现在找遍天津也没人敢乱放”。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变了。

“天津那么多危化品运输车,检查不认真,不就放任一个个流动炸弹上街吗?”老李曾长期在运管部门工作,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爆炸事故仍让他对危化品运输管理领域的现状忧心仲仲。

“只要交费,全部合格。”老李说,运管所下面的二级维护验车点,“从来没认真审验过车辆”,放在爆炸前,他没觉得“形式化检查”是个事儿,但现在就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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