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8日，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联合举办了“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会见一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新华社在当天的报道中，对王岐山在谈话中有关执政党合法性问题颇为着墨。澎湃新闻“天下会”专栏作者张锋参加了与王岐山的座谈会。以下是他的参会所感，与读者分享。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十八大以来，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将近三年，成绩显著，仅“抓获”的正、副国级特大“老虎”就有4只，还有数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中共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和目前取得的巨大成果是无可置疑的。但也有国外的政府、学者和民众还是免不了对本届中国政府如此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不太了解。
9月8-10日，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合办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主题定为“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
而国外一些官方和民间人士并不了解中共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及“全面从严治党”在其中的地位。中国学者在国外开会，经常面对需要向国外知名学者解释“四个全面”的问题。九月初，我参加了在悉尼举行的首届中美澳三边对话，现任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就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们询问“四个全面”的意义。
可见，就算是国外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易看懂中国政治与政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正因如此，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年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举措。从今年的年会来看，讲好中国反腐败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故事，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特别是这次与王岐山书记的近距离座谈会，对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嘉宾来说，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反腐与从严治党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意义的极为难得的机会。
腐败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过腐败，不同之处仅在于程度而已。这并不足以解释中国为何在十八大后采取空前的反腐措施。正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在会上指出的，腐败本身是一件简单清楚的事，就是非法以公权谋私利。治理腐败也很简单，途径之一就是切段公权与私利勾连的渠道。但如果仅以此入手反腐的话，似乎只用建立完善的司法体系就可以了。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中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因为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不仅仅是“国法”反腐，还有“党纪”反腐。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是信仰与制度的结合、自律与他律的结合、党内与党外的结合，并且特别强调党纪与国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十八大后党中央反腐工作开展以后，西方知识界曾有人提出过种种“解释”。最初，有人猜测这只是新一届领导人迎合民意的一时手段，是一种政治运动，刮一阵风就会过去。但反腐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又有人“解释”这只是通过选择性反腐打击利益集团，树立政治权威的手段。但在反腐已经实现对党政军商的全面覆盖后，这种解释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西方观察家不得不以严肃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共反腐的一系列举措，并承认这是中共应对执政挑战的重大举措。
同时，又有人预测反腐只会在党政军系统的中下层进行，而不会触及最高层领导人，因为惊动高层会给执政的稳定性带来太大的风险。但在像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特大“老虎”被打下后，这种解释又显得苍白无力。可见，西方一些人的种种狭隘解释，离不开“党中央树立政治权威”这个工具性的视角。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
我参加了9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王岐山书记的座谈会。虽然王岐山书记没有从正面解释反腐工作，但他清晰有力地阐述了中共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
座谈会开始不久，英国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马丁·雅克从西方思维出发，问了一个反腐运动何时结束的问题。王岐山书记明确回应，中共的反腐败不是搞运动；中共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只要是运动，就会停止。现在的反腐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永远在路上，只有开头之始，没有结束之时。
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在向质疑中共反腐的人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反腐败是中共治国理政的一个长期战略手段，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简单的政治运动。
那么，为什么中共要把反腐败当作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手段？王岐山书记非常坦诚又极深刻地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角度，指出反腐败与从严治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他说，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就是人心的向背与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做事，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做关于人民满意不满意的研究。虽然人心向背没有问题，但人民不满意的地方还是很多，其中就包括对一些共产党官员作风的不满意，特别是贪污腐败。中国共产党要保持长期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就首先要把人民对党不满意的事情解决好。这是本届政府反腐败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严要求自己，恢复并加强人民对党的信任和信心。这就需要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因为没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在没有违反党纪的情况下，就直接变成违法的腐败分子的。
可见，正如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指出的，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其根本不是司法制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是党纪与国法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约束党员行为的问题。实施反腐败与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战略，对中共而言，需要巨大的勇气来推进，以加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被誉为一个世界发展史上罕见的奇迹。现在，在反腐败的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也希望能创造另一个奇迹。
王岐山书记在外国嘉宾面前首次公开论述中共高层对执政合法性的看法，是中国政治话语的重大突破，意义非凡。关于人心向背这一中共执政合法性根基的学理性，我在上一篇专栏中已有讨论。
这里可以补充的是，合法性这一问题，给中国与世界就中国政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更好地交流与理解，提供了一个“无障碍通道”。
所有西方人都能理解合法性（legitimacy） 这个概念，中文的“合法性”其实是对legitimacy的翻译，中国传统更多强调“道统”而不是“合法性”。但现在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公开使用“合法性”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共执政权，体现了新一届领导人的自信与坦诚，也体现了中共愿与世界对话的诚意。
理解中共的反腐败，不能着眼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应从中共长期一党执政合法性的视角、从中共治国理政的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共“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新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两大战略手段，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战略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革新与自我进化，而反腐败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在反腐败上也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既要从中共党员的道德与信仰建设入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要通过国家司法制度长期有效地遏制腐败之风。但对中共党员来说，党纪提出了比国法更高更严的要求，因为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这是党纪与国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只有理清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反腐败斗争在当前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与意义。今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为世界理解中共反腐败与从严治党战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也说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即便在政治领域，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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