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来越多。
今年2月，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说春节去泰国，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品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按欧元与人民币11：1计，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在法国的价格一倍。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8的兑换率，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若按1：6.8的兑换率，价差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同类进口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为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
“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此，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有希望。”
左女士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而这个问题迫切需要答案，不然我们就会丧失一次抓住中国真问题的契机。
这个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国内出现了不少“代购”一族，专门到海外买便宜货。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加以印证——继日本东京等四个城市之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111和98位，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
如果考虑到2009年6月以来中国大都市房价急剧飙升的变数，在2010年度的排行榜上，中国很可能将独霸亚洲。至少谁也无法否定，中国的房价和车价已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已被国人概括为“警惕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欧美标准”。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物价高出泰国、法国、美国呢？
这显然与“人民币低估”的结论背道而驰。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这种中国与泰国、美国的物价比岂非更高？
存在就是合理的，世界上存在的异常现象，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中国的高物价现象也不例外。
中国最容易被人反复提起的是“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但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国家宏观管理成本”的比较劣势，笔者认为，正是这个比较劣势造成了中国的畸形物价。
中国的宏观管理成本（其中主要是政府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因为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包括土地转让费）已达GDP的30％左右，这个比例在全球只有北欧个别国家能达到。然而，与中国所不同的是，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国家，他们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中国是世界低福利的国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大部分都要国民自己负担。
这还不是国人的全部压力，国内居民还承担了非统计范围内的成本，比如各种本应取消的道路收费。这种成本仍在增长之中，比如土地70年使用权招拍挂竞标，已经使土地使用成本非常高昂，但最近，在没有取消此制度的前提上，有些地方又在酝酿房产保有税，即变相的物业税，其实质为双重征税。
各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大大增加了商品在国内的物流销售成本，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成本也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从对外经贸关系上，由于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此政策的本质是给国外的消费者税收补贴，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收入缺口必然要转嫁到国内商品身上，致使国内物价更高。而外国对中国企业增收的反倾销税和特别保护惩罚税，当然企业也要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
如此一层层负担加上来，中国国内商品焉能不贵？而在房地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于过去多年实施的是出口导向优先政策，在宏观管理成本日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商品出口海外，除了出口补贴外，靠的就是勤劳高效、廉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力，来对冲高昂的宏观管理成本，从而形成一定的国际价格优势。
在出口导向优先的政策下，劳动力的“廉价”就成为了某些主流人士眼中必须牢牢控制的指标。因为如果劳动力贵了，那么出口导向型经济就不可维系。那么，宏观管理成本就必须降下来。
或者正因如此，中国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外汇储备，在某些人士眼中，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转移为国内国民收入和国内消费的，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万亿美元，但法律规定不能借给中国政府一分钱。
中国宏观管理成本在过去20年内日益膨胀，行政开支和政府投资不断扩张。当前政府行政开支、投资分别占到财政支出的18％和25％左右，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由于行政开支属于损耗性支出，加上政府投资效率极为低下，其投入产出率低于0.5，这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退出了经济流通（以烂尾工程和反复翻修的马路为代表），使得中国银行业的货币乘数不断下降，最低甚至达到3.5（国际上一般为8）。为保证经济活动的必要流动性，央行不断超发货币，形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对内贬值，民间总体购买力的不断相对收缩，即与M1、M2的增速远超GDP的速度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也远超GDP的增速。
由于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他们往往只对上负责，不对社会公众负责。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寻租，使得日益高昂的行政投资成本等，常常通过公权力转嫁到社会公众和守法企业身上，也就最终形成了中国商品比泰国、美国贵的奇怪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盛极而衰，因为国内商品房价已经达到了公众的承受极限，这一既有轨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如果主动改革，可以化害为利，如果中国宏观管理成本能降低到西方国家的一般水平，中国的国内需求提高，那么中国经济将仍可以有20年的科学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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