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相关人士失踪，夏菲尔出版社说，其中一名员工亦曾在大陆被带走问话。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相关人士失踪，事件越发曲折离奇。根据BBC中文网掌握的讯息，其中一间“禁书”出版社一个员工亦曾在中国大陆被带走问话。
夏菲尔出版社负责人刘达文对BBC中文网说：“我们其中一名员工回到大陆，（去年）10月24日，铜锣湾书店其中一名叫张志平的经理亦是在东莞同一天，差不多时间，逼我们的员工去问话。（官方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无出示任何手续，等于是非法胁持、非法禁锢。”
刘达文说：“（他们）想逼他讲一些《前哨》裡面的秘密内幕，好掌握我的罪证。”
该名员工被扣留四小时，之后被放走。
《前哨》二月号月刊刊登一份声明，指控中国政府对工作人员非法进行骚扰。声明更说：“在此，我们预警天下，《前哨》员工及其亲属、作者有何不测，一定是中共特工黑警栽赃嫁祸所为。”
夏菲尔出版社是香港規模最大的“禁书”出版社之一，旗下出版《前哨》月刊。根据其网站介绍，该出版社在1989年六四后在香港成立，已出版超过二百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夏菲尔亦有经营发行业务。
不过，刘达文说事件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他亦不担心个人安全。
铜锣湾书店事件发展耐人寻味
自去年十月，五名与铜锣湾书店相关人士相继失踪。
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桂民海（中国官媒称桂敏海）先在泰国失踪，周日央视播出桂民海的访问片段，他自述12年前因醉驾撞死人，“很强烈的愧疚不安”令他自愿回中国投案。另一名股东，英国籍的李波在香港失踪19天后，中国广东省公安厅警务联络科确认李波人在大陆。其余三人吕波、林荣基、张志平三人至今仍然行踪渺然。
香港及国际舆论对官方解释显然不信任，令人联想事件与书店专门售卖所谓“禁书”有关。香港有好几家出版社专门出版“禁书”，之前运作未有大问题。但铜锣湾书店事件令香港“禁书”出版界噤若寒蝉──纵使香港有出版自由，出版“禁书”风险亦是一样高。
香港各处的书报摊、楼上书店、甚至机场里的连锁书店中，都可以买得到“禁书”，不过这些“禁书”，本地人对其兴趣不大。自从香港在2003年容许大陆旅客来港自由行，这些“禁书”深受大陆游客欢迎，一些游客还会买这些书本，当成礼物送给亲友。
不少“禁书”以中共高层权斗为题材，并宣称有内幕消息，孰真孰假难以确认，其中一些“禁书”更绘影绘声描述中共高层的私生活。
纵然有些“禁书”可信性存疑，在香港是可以自由流通的——在基本法的保障之下，香港居民享有出版自由。假设出版刊物涉及诽谤，正常可循法律途径解决。
“禁书”的类别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指出，在港售卖的“禁书”大概分为两类。
吕秉权说：“一些（‘禁书’）是比较认真的类别，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历史的大爆炸》等这些大陆不能出版的书本及一些回忆录等等都是禁书。其他可能是比较猎奇性质一点，特别牵涉到情妇。这种‘禁书’比较畅销，不过同时小道消息比较多，可信性亦没有这么高。”
吕秉权补充：“很多材料在网上抄袭得来。（一些‘禁书’的）写作过程没有这么严谨，（没有）以第一身进行访问，或有第一手资料。”
铜锣湾书店与其背后的巨流传媒出版的书籍，看来不乏吕秉权口中所说的第二类书籍。
获利甚丰
李波出事前接受香港传媒《壹周刊》访问时说：“他（桂民海）出版的书比较多与领导人相关，不好说是比较内幕，而是更加八卦点，公共情妇、军中妖姬汤灿；母老虎宋祖英，他最喜欢出版那一类跟女人、情妇有关的书。”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对BBC中文网说：“我跟他（桂民海）开玩笑，我说你的书介于小说跟非小说……其实有的书你应该叫虚构，有的是真假都有。他没有一本书是完全虚构的，也没有一本书是每一个东西都经得起推敲的。”
桂民海正是铜锣湾书店第一名失踪人士，是铜锣湾书店及巨流传媒的股东之一。
李波和桂民海两人分别在2003年及2007年涉猎“禁书”出版业，两人与他人合资成立巨流传媒，在2012年4月登记注册。2014年，林荣基把自己一手创立的铜锣湾书店卖给了巨流传媒。自此，巨流传媒一手包办出版、发行及销售的渠道。
虽然巨流传媒从事“禁书”出版业比起其他出版社时间要短，但他们锐利的市场触觉，令巨流传媒在“禁书”界影响力与日俱增。
贝岭估计，桂民海与伙伴每年约出五十本“禁书”，数量有要赶上行内较历史攸久的“禁书”出版社之势。
贝岭说：“他（桂民海）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就有百万港币……一年最少有上千万收入。”
明镜出版社海外运作
巨流传媒与夏菲尔出版社设于香港；明镜出版社则采取截然不同的经营策略，以减低风险。
明镜出版社1991年于加拿大成立，其后总部迁至美国。现时，明镜集团出版11本杂志,旗下有六至七间出版社,每年出版80至100本书。
明镜出版社创办人何频对BBC中文网说，香港只是明镜出版社的其中一个销售点，约有两成到三成书籍从香港售卖，现时与不同的发行商合作，出售书本。除了1997年曾在香港设立办公室一年外, 从来没有在香港运作。
何频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一个编辑，没有一个记者，都是在美国或欧洲进行工作。一方面是我们认为香港情况比较复杂，另一方面是我们在五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公司被人恶意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后来把这个明镜变成很多独立的部份去运作，彼此之间没有非常密切的来往，按照各自的系统在运作。”何频未有透露该次破坏事件在何处的办公室发生。
对何频来说,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令人忧虑。他说：“我们在未来报道、出版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和小心，更加按照专业的标准来对内容进行审查。当然，我们不会不批评中国政府。”
开放不出版余杰新书
开放出版社主编金钟说，铜锣湾书店事件带来压力，令他决定不出版余杰有关习近平的新作。
相对夏菲尔出版社、明镜出版社，开放出版社的规模比较小。开放出版社主编金钟是湖南人，八十年代移居香港，1987年创立开放杂志,几年后再涉足出版界,一直基地都在香港。
开放出版社主编金钟说:“出版社以前都是副业,主要我们是做杂志。” 金钟说，从成立以来，开放出版社的书有四十多本，一年最多出三到四本。
不过，铜锣湾书店事件看来对开放出版社的影响比较大。
金钟说，之前没有担心过出版“禁书”会影响安全。“我有一条底线，很简单，就不去大陆嘛，不过罗湖桥吗是不是？我们相信是安全的。”
李波失踪前对传媒说，近年已不去大陆，而且回乡证也遗留在家。不过，他还是在香港被带走了。
金钟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我和我们这个圈子中间当然有很大的冲击。当然我们也会害怕，是不是啊？”
开放出版社曾出版流亡作家余杰三本着作，包括《中国教父习近平》。余杰再写了一本叫《习近平的噩梦》的书时，本来金钟已经计划帮他再次出版，但铜锣湾书店的事件令他改变主意。
金钟说：“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本书基本的编辑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越炒越大，恐惧的、害怕的气氛一直在香港蔓延。当然我们的亲戚朋友,尤其是我太太，反应非常强烈，因为她知道我们在出这本书。”
金钟说，亲友劝他要避避这个风头，所以不再帮余杰出版这本书。
金钟自己亦即将离开香港，移居美国。2014年《开放》杂志出版最后一期，那时候金钟已经准备离开香港。他说，离开香港与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无关，之后继续从事“禁书”出版。
鲍朴的新世纪出版社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在香港成立新世纪出版社，已运作逾十年，出版书籍包括赵紫阳的记忆录《改革历程》。
鲍朴对BBC中文网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不会对其出版社有甚么影响。“搞出版有它的风险，这个是我们搞出版的以前就知道的了。
他们（铜锣湾书店相关人士）出这个事儿，只是证明这个风险确实存在。我既然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因此我认为对我影响不大。”
鲍朴说：“在香港失踪的话，这就表示一国两制的崩溃嘛。我以前也不太相信一国两制会能够这样坚守。”
打压出版中下游
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秉权说：“我相信上下游，货仓、印刷商都有机会被搞（打压）。他（中国政府）要发出讯号，假如你站错边，你不会有甚么好下场。”
人民公社是另一间位于铜锣湾专卖“禁书”的书店，社长邓子强说不担心书店会被打压。
人民公社是另一间位于铜锣湾专卖“禁书”的书店，社长邓子强透露，曾耳闻一些发行商不敢发行一些比较敏感的书籍。他对BBC中文网说：“行内盛传曾有一些物流公司受到经济上面的压力。”
打压出版业界一早已经出现，而不用通过明刀明枪的方式进行。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是香港三间最大的书店，估计占全港约七成书籍销量。这三间书店由中资公司联合出版集团持有。根据《壹周刊》去年四月报道，联合出版集团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持有。
明镜出版社的何频说：“中资系统对我们的书进的数量非常之少……等于形成了假的订书的情况。在97年之前，甚至在97年之后，这个中资机构都跟其他的书店没有两样，照样去订购我们的书，但是最近几年，他们订购的数字下降得很厉害……开始跟你订一个数字，但几个月以后把这个书完全退回来。”
何频说，中资背景的书店自2012年开始不再进明镜出版社的书籍，销量下降了六七成。
BBC中文网曾联络联合出版集团，但发言人表示对报导没有回应。
早前BBC中文网在机场的经纬书店，发现仍然有售卖“禁书”。
另外，贝岭估计四分一的“禁书”经机场售卖。早前香港传媒报道，叶壹堂(Page One)已经在机场及全线书店停售“禁书”。《苹果日报》声称拿到了叶壹堂内部通告，不过通告证实为伪造，并已报警处理。早前BBC中文网在机场的经纬书店，发现仍然有售卖“禁书”。
《苹果日报》周二（1月19日）报道，机场管理局早前就书店经营牌照进行公开招标，其中一间中标的是中华书局，亦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书店。
现时，香港的独立书店是主力售卖“禁书”的销售渠道之一。邓子强说，他不太担心二楼书店将会成为另一打压对象。“零售的层面很广，我整间书店的生意，随时不及一个报摊的销量。”
由于香港自由行游客是“禁书”主要顾客群，多个受访者都指中国海关有收紧就“禁书”的检查，令游客无法把书带过边境。
开放出版社的金钟说：“以前可以透过海关带一点书过去，那就很可观了……但现在被查禁了，所以这个市场当然缩少了很多。”金钟说，这个情况在去年开始变得最明显。
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仍然有很多疑团未解，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解释未有令人释除疑虑。或许，香港的报纸摊跟书店将不会再出现各种政治敏感书籍。基本法保障下，香港可以享受出版自由──不过，经过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又还有多少人仍然相信，香港仍然容得下各种题材的书籍刊物？一叶知秋，香港出版业备受打压，又对香港一国两制有甚么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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