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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谈“打工爷爷”:很心酸,应给更多保障

      澎湃专访多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06:47)
【编者按】

“您关注过‘打工爷爷’(高龄农民工)吗?”

两会期间,在京面访10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多名人大代表说:“接触的不多”、“关注确实不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9年的22978万人到2015年的27747万人,全国农民工总量逐年增长。其中,高龄农民工占比越来越重,从2009年的2803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4685万人。

澎湃新闻2015年率先报道“打工爷爷”群体的生存现状:为挣钱养家,背井离乡干着最苦最累的体力活,甚至靠吃肉补充体力;为躲避检查(有些省市“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禁止55岁以上农民工进入某些危险岗位”),有的高龄农民工还染黑头发。

十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谈“打工爷爷”:很心酸,应给更多保障

                   2015年11月24日,黑龙江双鸭山集贤县,农民工在讨薪。

听到这些故事,多位代表称“很心酸”。有代表说,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农民工的境遇越来越好,对高龄农民工,应给予更多保障。

十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谈“打工爷爷”:很心酸,应给更多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王馨:

给返乡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

代表资料:新野县城郊乡马营村村民、鼎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目前的4700万年龄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以及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多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荷、潜在的劳动风险,还有城市生活的排斥疏离、漂泊异乡的清冷孤寂,他们的境遇实际上比那些农村里的留守老人更为不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王馨对澎湃新闻说。

王馨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关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高龄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建议》。

建议称,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要给高龄农民工提供足够养老的土地,使他们即便返乡也有归属。

建议中提出,希望医疗卫生机构把体力型行业的高龄农民工的健康检查纳入工作范畴,定期为高龄农民工做健康指导与身体常规检查;要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底线的社会保险,建议各级政府应划拨专项资金解决他们的底线养老问题;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累加、结算、转移等多项支付平台,激活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

“同时,高龄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国家应该立法有所限制,并要求雇主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王馨说。

十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谈“打工爷爷”:很心酸,应给更多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谢智波:

希望政府鼓励保安、家政公司吸收更多高龄农民工

代表资料: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华林路清扫保洁组组长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谢智波向澎湃新闻介绍,环卫行业工资待遇只有两千多元,而四五十岁或六十多岁的高龄环卫工占百分之十几,只有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可以招聘到更多年轻人。

在谢智波看来,环卫行业是最辛苦的行业,起早摸黑,没有休息天,节假日也要上班,而且越是节假日工作越是繁重。此外,路段作业危险性高。综合这些因素,高龄农民工不是很合适环卫行业。

“我认识一个七十岁左右的环卫工,儿子生病基本没有劳动能力,为解决家庭负担,他一直坚守在环卫行业。”谢智波说,这位老环卫工行动比较迟缓,反应能力比较差,“我们一直劝他不要在环卫行业做了,这个危险性太大,但他说为了家庭能够生活,还是一直坚守。”

谢智波称,国家规定,到退休年龄后不能再交社保,再工作就没有了保障,环卫行业也不例外。“我们那一般为6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路上作业的安全买一份基本的人身保险,每年一百元,如果出了事故也才赔偿十几万元,根本解决不了一个遭受灾难家庭的实际问题。”

谢智波认为,边工作边养老也是一种养老方式,而且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希望政府给高龄农民工更多照顾。

“比如鼓励保安、家政公司吸收更多高龄农民工,因为这些行业危险性较小,不需要很大体力,更适合高龄农民工工作。”谢智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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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谢利英:

严查不给高龄农民工交社保的单位

代表资料:1970年生,江西高安人,福建省佳美集团公司彩画车间彩绘工人

“有些高龄农民工文化程度很低,只能干体力劳动活,而年轻农民工有技术,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有些不想干的脏活累活,就让这些高龄农民工做。”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谢利英告诉澎湃新闻,高龄农民工得到的报酬也低。

“有的活给年轻农民工(每日)的报酬是一百五十元,可能高龄农民工也就一百元,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谢利英说。

在谢利英看来,对高龄农民工的保障需要立法,希望有关部门对那些不给高龄农民工交社保的单位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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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曾香桂:

“不管岁数怎样,不能剥夺人劳动的权利”

代表资料:广东省东莞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曾香桂接触过一些从事初级工种的高龄农民工,生活保障问题很窘迫。

“比如他们举家从农村出来务工,结果保险断交了,在遇到重大疾病时,保障非常脆弱。”曾香桂提出,希望村委会能给高龄农民工更多关心,经常性联系,给他们垫交保险费用,这样就有一个最低保障。

曾香桂说,她接触的高龄农民工,患心血管疾病的比较多,突发性疾病导致他们一下子陷入生活困境。

“比如我一位工友,他工作很不稳定,做过很多工种,社保这块就没有延续,突然脑溢血病发,十多万元的医药费要他来支付,他难以承担,只能发动工友募捐,向一些工会组织申请困难补助,但这些杯水车薪。而患病治疗后,只能保证生活自理,无法从事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曾香桂表示,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在她看来,如果一个高龄农民工已经到退休年龄,还要从事工作,却无法缴纳社保,大点的公司是不敢聘用的(容易突发疾病),只能游离于小作坊,这对高龄农民工很不好。她希望政府能够为高龄农民工打开缴纳社保的通道,增强对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曾香桂认为,现在很多工种,如清洁工、建筑工等,年轻人不愿意干,也干不来,高龄农民工补充进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不管岁数怎样,不能剥夺人劳动的权利,既然劳动就有价值。要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保障和薪酬,不能干着又苦又累的活拿着最低最少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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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

高龄女农民工的退休保障有五到十年空档期

代表资料: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车间主任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关于降低农村妇女领取养老金年龄门槛的建议”。

建议称,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老年农村妇女必须年满60岁才能领取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然而现在女性的退休年龄一般是50岁,有的事业单位是55岁,这导致在企业就业的高龄女农民工退休后,如果缴纳的养老保险未满15年(无法享受城保待遇),回到农村又因为没在农村缴纳新农保或未满60岁无法享受基础养老金,造成5年到10年的空档期,养老保障出现问题。

“所以我建议,考虑到这些高龄女农民工的实际问题,有关部门要尽快完善制度,降低农村妇女领取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年龄门槛,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周振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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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

就业政策要向高龄农民工倾斜

代表资料: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认为,高龄农民工维权时很弱势,政府应该在政策上给他们更多关爱。

“现在很多高龄农民工都遇到被欠薪的问题,尤其是建筑行业层层转包现象非常难以控制,我也有很多建筑行业的老乡,因为转到后面不知道转到谁来承包了,导致农民工讨薪不知道向谁讨。”朱雪芹说,虽然建筑行业有一定特殊性,但相关法律法规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遏制欠薪现象。

朱雪芹还表示,由于高龄农民工学历不是很高,只能靠力气吃饭,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向他们倾斜,“最好像残疾人一样,提供一定比例的岗位优先录用他们。比如现在服务行业有很多领域,像保安、保洁、交通协管等,这些行业相对比较容易上手,要求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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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易凤娇:

期待农民工社保问题加快推进

代表资料: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易凤娇告诉澎湃新闻,高龄农民工数量众多,而且国家还将推行延迟退休,有些行业高龄农民工是可以做的,但有些行业比如服务员招聘总是在强调需要年轻人,这样的话年纪大的怎么办呢?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年轻的孩子来做,其实这些孩子应该有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何必来做这个行业?他们可以去做技能性更强的工作。

易凤娇认为,高龄农民工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社会保障问题。其中,农民工社保问题是反映很强烈的问题,但是进展,“还没有实现我们想象的状态”。她认为,具体原因可能是因为各地发展不均衡,有的地方工资发得都很困难,联网又涉及到网络设备,配套设施,有的地方都是手写材料,无法联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了还是要继续加快推进。”易凤娇说,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她觉得很振奋,“政策落实需要一定时间,目标已经提出来了,就看怎么推进了。”

易凤娇认为,应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农民工代表太少了”。

澎湃新闻注意到,农民工首次以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始于2008年,当时只有朱雪芹、胡小燕、康厚明三人。

2013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傅莹在介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时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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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刘丽:

希望能公共资源均等化

代表资料:安徽省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刘丽被称为“最美洗脚妹”。目前,她是怀孕5个多月的“准妈妈”。

“高龄农民工的最大问题是社会保障不够。”刘丽说,企业给超龄农民工缴纳社保普及性不够,存在一些两难的局面。就拿建筑工地来说,很多工地是三角债,没办法做到上岗就缴纳社保。其次,就是服务业,比如说美容美发、洗浴中心,换岗位、换人员很快。然后,许多地方社保缴纳比例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不是企业不缴,是缴不起,因为比例太高。

“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不愿缴社保,而是愿意把这个钱拿走。“刘丽认为,推进农民工缴纳社保“整个过程都慢慢来吧”。

刘丽认为,要解决高龄农民工问题,最好能让他们就近就业,这一点,她希望能公共资源均等化。“打个比方,如果像北大、清华搬一个到我们阜阳去。谁还要跑那么远去打工。”她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央的政策一定要切合实际,不能专家学者领导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去想是不行的,一定要结合实际,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落实到老百姓的需要,这个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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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刚:

“上了年龄的都不在形象岗位”观念要改变

代表资料:新怡和集团董事长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王刚,接触的高龄农民工很多,特别是在建筑行业。“看到60多岁的人还在冒着严寒酷暑工作,心里头很难受。“

王刚说,高龄还工作,基本可以肯定家庭困难,强制退休不合法也不人性。

“能不能每年给高龄农民工做一次体检,对身体有病的能不能给予更多的社会关注、关爱,包括社保和救助。身体好的还有劳动能力的是不是可以推荐岗位?“

王刚说,在香港,很多餐厅的服务员都是老年人,70多岁的都干这个。国外的航空公司,许多空姐都是大妈。而在国内,“上了年龄的都不在形象岗位”,这种观念要改变,而想改变观念一定是要立规矩,有制度。

王刚告诉澎湃新闻,甚至可以参考残疾人这一块,企业有多少员工招一名高龄农民工,但不强制,只是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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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

农民工技能培训需落实

代表资料: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书、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被称为“农民工司令”, 他所有的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每年为企业输送农民工一两万人。不过,因为企业的要求,主要是18到45岁的农民工,45岁以上的很少。

张全收说,45岁以上的农民工,有的是眼睛花一点,有的是血压高一点,有的是血脂稠一点,高危人员太多。去年碰到两起事件,一起是正上着班就歪倒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另外,普遍的这个群体,基本都在家当奶奶,当爷爷了,他就不愿意出去。如果是住在城乡结合部,可以去搞一个清洁工,做一些一天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活,当然工资不高,但挣一个是一个。“他没事干真闲得慌,人闲着身体也会有问题。”

对有些地方“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张全收说,企业掏钱,都想招一些条件好的,素质好的,身体好的。如果招过去他病了、摔倒了怎么办?对企业也是麻烦。

澎湃新闻注意到,张全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家一直以来很重视农民工技能培训,但在落实层面,很多农民工并没有掌握相应技能,或是没有拿到相应的国家认证。对此,他希望在用工“入口处”严把关,不培训不得上岗,没有技能证书不能上岗,让农民真正掌握一些技术之后,再去从事相应的工作。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安全施工,保证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自身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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