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宇向当地政府讨工程款28年，却被判超过诉讼时效败诉，事实上，不是他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他早在1992年就多次起诉，当时的法院没有立案，这样，诉讼时效应该重新计算。
1988年，湖南资兴市农民陈伯宇，承包了原坪石乡税的一个电站的建设工程。之后，陈伯宇被当地政府拖欠了12万余元的工程款。在接下来的28年时间里，陈伯宇一直在追讨这笔钱。其间，陈伯宇也向法院起诉过乡政府，但一直没有立案。直到2015年2月，此案终于在资兴市人民法院立案了。但是，一审、二审法院均以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陈败诉。
讨债28年，又回到原点。而且这一次，不是乡政府赖账，而是法院以法律的名义拒绝陈伯宇的请求–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这是对法治的双重伤害。首先，法律设定“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什么?法谚有云:“权利在呼唤他的主人”，为促进权利人及时行使其权利，避免因为时间太久，造成诉讼困难，所以，法律设定“诉讼时效”，一般的诉讼时效是两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损之日算起;同时，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法院将不予保护。
那么，陈伯宇被乡政府欠款28年，超过诉讼时效了吗?诉讼时效还有中断、重新计算的规定。
事实上，不是陈伯宇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去法院起诉，从而超过了20年的诉讼时效，而是他早在1992年就多次起诉，当时的法院没有立案，甚至他拿着湖南省高院、郴州中院的信访回执，都没有能立案成功。超过诉讼时效，不是当事人的错，而是之前地方司法被权力所掣肘，当然不应由陈伯宇承担这个责任。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而且当地法院当时应立案而没有立案，诉讼时效应该重新计算。
第二，大家知道，“立案难”是中国司法的老大难问题，2014年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包括“立案登记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改革。当初，是因为司法机关被地方权力架空，导致不能立案;如今国家推行全面依法治国了，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了，有案必须立，法院却以“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判决败诉。这是让“迟到的正义”永远不到站，这是以法律的名义羞辱法律，也是在亵玩中央的“立案登记制改革”– 因为很多之前被卡在“立案难”上的老问题，就指望着借这次“立案登记制”解决呢。湖南资兴案无疑开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
退一万步说，就算超出诉讼时效，也仅仅是陈伯宇丧失了程序性权利，没有丧失政府欠他12万元(利息另计)这个实体性权利。当地政府难道就不该把这笔钱还给他吗?为了这笔小钱，毁了自己的公信力，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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