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机场，该进城了
我在抵达平壤时首先见到的一位表情严峻的朝鲜海关关员，头戴苏联式的那种大得略显可笑的军帽。
他指着我的手机咕噜了一声，“打开。”
我认真输入密码。
他把手机一把抓过去，立即进入照片文件夹。
他查看了我儿子滑雪的照片，还有日本的樱花和香港的街景。
他显然满意了，然后转向我的手提箱。
“有书吗？”他喊了一声。
“没有。”
“有电影吗？”
“没有。”
这位主要的陪同人员似乎不想理我
我被指向另一个桌子，一位女士已经在那里检查我的电脑了，她看上去没有那位男士凶。
我在那里向四周观察，受到检查的还有一些俄罗斯旅游者、一位泰国出差人士、一组日本裔朝鲜人。
这个过程显得让人紧张，也许这正是这个程序的目的。
我得到的深刻印象是，这不是一个自信国家的行为，而是一个始终惧怕外部世界的政权的行为。
他们怕什么呢？他们认为，一旦外部信息进入这里，会怎么样呢？
走出平壤机场的候机大厅，一群陪同人员已经等在那里，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他的人走了过来。
他的胸前佩戴着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面带笑容的像章，每一位陪同人员都带着这样的像章。
“你好，傅东飞先生。”他边说边拿过了我的包。
我并没有做过自我介绍，他们能记住我们每个人的面孔。
我们一同上了一辆旧的丰田面包车，我试着和一位陪同人员交谈。
但是，他不爱说话。
“路上的车好像比我上次来平壤的时候多了。”他不理我。
“现在平壤会堵车吗？”他摇摇头。
平壤大街上的汽车的确比我上次来的时候多了，中国生产的运动型多用途车行驶在平壤宽敞的大道上。
路上也能看到许多陈旧的奔驰车，显然是在这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映入眼帘的还有许多苏联式的高层公寓，涂着鲜艳的色彩，有粉色，绿色，还有桔黄色，整个区域看上去明亮整洁。
但是，这里同其他亚洲城市的对比依然鲜明，建筑物上没有霓虹灯，政府建筑上悬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巨幅画像。
“平壤人在星期五晚上都去哪儿呢？”我的一位同行人问另一位陪同人。
“你怎么专门问星期五呢？”她好像的确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我们被安排住在24号楼
我们的面包车最终穿过一个大门，进入一个宽敞的接待区，花园般的院落里有许多巨大的西式房屋。
我们被送进24号楼。
这时候我们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逃跑，至少是企图逃跑。
我和摄影师马特走向大门，背后传来了呼喊声。
陪同人员开始奔跑，摆手，最终追上了我们，气喘吁吁。
他说，“大家都在宾馆等你们，你们必须来，饭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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