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现在在火车站经常能看到说回家缺钱向你借钱的人，百分百都是骗人的，但我很想让大家知道，我真的碰到过一个女孩子，她没钱回家，却不肯接受恩惠，借她的钱，再艰难也要寄还回来。她像野草一样活着，却依然在苦难中守着的一份诚信和尊严。”
4月23日那天，唐彦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对她来说早已陌生：“唐彦啊， 22年了，听说你在找我……”
40岁，唐彦已不再年轻。和大多数上海市民一样，“生计”是这个女性每日的主题词。少女时代的好奇、憧憬都已消散。唯有一个叫做“朱凤英”的名字时常把她带回18岁那一年，带回对于苦难和尊严的最初体验……
上海崇明岛上的唐彦
“我是在岛上长大的。年少的时候，感觉那个小岛与世隔绝。上海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移民高潮的时候，在我的岛上也几乎没有新迁进的外地人。所以当我头一次离开小岛时，最让我兴奋的除了可以见到岛外的世界，还有就是可以接触到岛外的人。”
那是1994年，唐彦18岁。那年4月8日，她第一次离开上海崇明的家，踏上离家出走之旅。
“早晨背着书包佯装上学，在暗处观察到老爸老妈上班后再溜回家中，收拾好细软，雄纠纠气昂昂地上路了。”唐彦回想起当年的“壮举”笑着说，“虽然只是去杭州，但在那时看来已经是去了天涯海角。”
到上海火车站已是下午，买到的是次日凌晨2：55去杭州的票。“那时身上没有多少钱，因为是头次单飞，兴奋无比，漫长的等车时间里到处闲逛也不觉得累。”
晃荡到晚上7点多，天色渐晚，唐彦回到火车站，买了张报纸找个地方席地而坐胡看起来。入夜之后，时间过得缓慢起来，五六分钟光景，像是过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把报纸看完了，一看时间才8点，掐着手指头算还要等6个小时，离家出走的念头开始动摇。
唐彦跑去公用电话亭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是去杭州玩，过几天就回来。“我听见她急不可耐的在电话那头叫老爸联系杭州的旧友，说是到了杭州一定要联系他们。”唐彦说，“我觉得我都长大了你们还当我小孩啊，于是很不屑地说用不着，就挂了电话。”
继续等待，唐彦找了个地方坐下，同一条石凳上还坐着另一个女孩。“当时她低着头，身上背着个大包，手里还拽着一个很大的包，一副很拘谨的样子，一看就是从农村来的。”若干年后，唐彦回想起来说，“她是我这辈子接触的第一个外地人。”
安徽旌德的朱凤英
“我生长在山区一个小村庄，那里主产茶叶，一年365天，至少有200天能见到漫天的云海……我们那里通讯不发达，寄封信都要等家里人到县城赶集才能一并捎过去。我没有到过大城市，家里一年到头地劳作，却还是穷困潦倒。”
遇见唐彦那年，朱凤英22岁，她和同乡的四个女孩第一次离开老家，到浙江东阳一家私营玩具厂打工。“当时工厂老板跟我们说好，250元一个月，包吃包住。结果做满一个月结算工资的时候，他东扣西扣，扣除各种费用之后每人只拿到14块钱。”
一气之下，四个女孩结伴来到上海“闯荡”，也想在这个大城市里碰碰运气。“我从来没有到过大城市，不敢走远，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保姆介绍所找工作。”四天以后，其中两个女孩成功找到雇主，去上海人家里当上了保姆。朱凤英和另外一个叫晓虹的女孩子却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当时想回家，可是身上的钱不够，没有钱住旅店，就在火车站候车室睡觉。” 就这样，白天在火车站广场游荡，晚上花五毛钱到候车室里休息，买了一瓶水，喝完后用瓶子到洗手间里接水，饿了就吃面包，朱凤英在火车站撑了四天四夜。
那个晚上，是她在火车站的第五夜，朋友晓虹决定回家了。“她身上的钱还够买火车票，可是我的不够。”朋友去买票了，剩下朱凤英一个人坐在广场的长凳上发呆，想着不知如何应对的明天。这时，长凳上坐下来另一个女孩，劈头盖脸地就问她：“你是哪里人啊。”
这么多年来，朱凤英说，唐彦是她在上海唯一的朋友。
偶遇，借钱
“是我先搭讪朱凤英的。”唐彦回想起当年相遇的情景忍不住笑了，“当时我就是百无聊赖，又年轻气盛，看她一个人坐在那儿，想都不想就上去搭讪。”
朱凤英警觉地抬起头，把手里的包抓得很紧。看到眼前是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半晌才从嘴里吐出两个字：“安徽。”
唐彦还不放过她，继续追问：“安徽哪里？”朱凤英有点猝不及防：“干嘛？”唐彦还没察觉出她的警觉，大大咧咧地说：“不干嘛，就问问。”“旌德。”“没听说过。”“黄山你知道吗？我们家属于黄山地区（注：旌德属于安徽省宣城市）。”“黄山我知道啊……”一说到小岛以外的世界，唐彦马上提起了兴趣。
就这样，两个离家在外的女孩在半夜的火车站广场聊了起来。从聊天中，唐彦知道了朱凤英到浙江打工被骗，滞留上海火车站四天的故事。
“如果你的朋友明天走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看着朱凤英满脸愁容，唐彦开始了思想斗争，要不要给她钱，要不要给……
唐彦掏了掏自己的衣兜，身上钱也不多，而杭州之行还没开始。犹豫很久之后，唐彦终于下定决心：“你缺多少回家路费？”朱凤英告诉她差10元左右。
唐彦掏出一张10元纸币，装着轻松的口吻对她说：“拿着！”朱凤英很惊讶，一口回绝：“不要！不能随便拿别人的钱。” 唐彦看她迟迟不肯拿，又劝她：“如果你不抓紧时间回家，过几天把现仅存的钱都用光了，更不能回家了。我不需要你还的，拿着吧。”朱凤英犹豫再三，接过那钱，然后说了句：“我回家后把钱寄还给你。”
唐彦坚决地说“我不需要你还”，急不可待地催她马上去售票大楼买回家的票，“快去，趁你的朋友现在在那里排队，你一定要让她帮你一起买到回家的票。”朱凤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给了我10块，还是不够回家的路费……”唐彦问她到底缺多少路费。她说缺12块。
唐彦又掏了张5元币给她，然后直接拉着她的手去了售票大楼，“在我上车离开之前你必须要买到回家的票！”
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她们在售票大楼排成长龙的队伍中找到了朱凤英的朋友晓虹，也是个纯朴的农家女孩。朱凤英上去跟她说有钱买回家的票了，然后把钱塞到晓虹手里。
俩人又回到南广场。看到了回家的希望，朱凤英也变得开朗了一些：“你去杭州干什么？”“我去旅行。”“你工作了么？”“我还在读书呢，今天逃了课去旅行的。”朱凤英看着唐彦，腼腆地笑了笑说：“我好羡慕你们上海人的生活。”
朱凤英告诉她，在她们家里，女孩很少有读到初中毕业，大多因家贫而早早缀学 。唐彦听了却不屑地说：“读书有什么好，真是苦死了，如果有工作，我真想不读书，早早打工赚钱，自由自在花钱，多好……”
4月初的上海之夜春寒料峭，唐彦坐在地上越来越冷，后来干脆站起来抖脚热身。朱凤英见她这样子，从大包里掏出一件织工非常粗糙的毛衣叫唐彦穿上。“我自己织的，织得太难看，针脚也不整齐，但至少可以御寒。”
唐彦把毛衣穿在外套里，跟她说等会上车时我再还给她。朱凤英说：“不用还了，作个纪念。”她又掏出她的身份证，坚持要唐彦记下她的名字和地址。
从身份证上，唐彦知道了她叫朱凤英，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人，生于1973年。这也是多年以后，唐彦对她的唯一记忆。
唐彦反复强调不要还钱，但朱凤英坚持记下唐彦的地址，说不妨交个朋友。唐彦就从兜里掏出一个写有家里地址并贴了邮票的新信封给了她，告诉她回到家后一定要写封信报个平安。她拿下信封说一定会的。
那天晚上，晓虹没有买到票。三个女孩又一人花了五毛钱到候车室里坐。深夜的候车室，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唐彦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把包扔给她们，自己把十几个候车室逛了个遍。回来的时候，朱凤英和晓虹都睡着了，她的背包被朱凤英紧紧抱在怀里。
凌晨2：30，广播里播报：“开往杭州的列车现在开始检票了。”朱凤英和晓虹把她送到检票口。
“那时我才18岁，不知道分别意味着什么，也不懂离愁别绪，心里只是想着等到黎明时我就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了。”
通过检票口以后，唐彦回头向朱凤英告别。“那一瞬间，我看见她流泪了。”唐彦说。
分别，等待
五天后，唐彦有惊无险地从杭州回到家，把朱凤英的事情告诉了惊魂未定的妈妈。本以为自己扶困济危的好事能得到妈妈的表扬，结果妈妈听完后认定朱凤英是个骗子。“这年头以不够钱回家为借口的骗子太多了，你遇到的这个人，说的就是典型的骗子台词。”
唐彦坚决认为朱凤英不可能是骗子。“她主动把身份证给我看了，并且她把她自己织的毛衣给我了。”
没想到妈妈对此嗤之以鼻，“对于骗子来讲，一张假身份证是行骗的道具，至于那件旧毛衣，织工如此粗糙，还是棉纱线织的，有些地方都有漏针，说什么也不值什么钱……”
唐彦把这件事跟身边的老师同学提起，所有人都认定朱凤英百分百是个骗子。但唐彦心里不愿相信，因为走进检票口的那一刹那，朱凤英的眼泪可以证明。
就这样又过了很久，时间似乎印证了妈妈及老师同学们的判断。“时间长了，我自己也渐渐相信了朱凤英是骗子的说法。我强迫自己忘了她。”
半年后的一天傍晚，唐彦放学回家，在楼下习惯性地打开信箱，发现了一封来自安徽省旌德县的来信。打开，里面夹着一张10元和一张5元纸币！
“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默默告诉自己，是朱凤英的来信！”
如今多年过去，那封信早已弄丢，但唐彦仍记得她在信里的几句话：“等了这么久才给你回信，真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实在太穷了，我要等到茶叶熟了，采摘好炒成熟茶叶后，拿到集市上卖了才能凑够这钱……我们这里寄信要到县城，太远了，所以我当时不能及时给你回信告诉你我已安全回家……欠你的钱，我今天终于还清了，但欠你的情，我一辈子也还不清……”
唐彦把信拿给妈妈看，妈妈看得泪流满面。“她们那里那么穷，我们一定要把那件毛衣还给她。”一周后，妈妈把那件毛衣连同新买的几双厚袜子打了个包裹寄给了朱凤英。
后来，唐彦和朱凤英通过几次信。朱凤英家没有电话，没有邮局，她写好的信只有等到有村里人去县城时顺路带去寄出，每次都回信很慢。
再后来，唐彦离开了崇明岛，到岛外求学。大学期间她们还通过一封信。从1995年秋天开始，她们就慢慢失去了联系。
重聚：回不去的故乡
2009年，唐彦在博客上写过一篇文章《旌德的朱凤英，你在哪里？》。“那是我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起她了，这么多年，不知她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文章被很多人转发，但始终没有朱凤英的消息。
2016年4月22日，唐彦的文章被一个叫“旌德微生活”的微信公众号转发，很多人在下面留言，“我就是旌德的，没有地址吗？”“可能是祥云山里的，很偏僻。”“不知怎么的，看到后来我流泪了。”“或许她现在就在上海，你们会见面的……”
4月23日是一个星期六，唐彦在家等一个电话。十分钟前，“旌德微生活”的小编联系到她，说找到了一位自称是朱凤英邻居的网友。唐彦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小编，过了十分钟不到，电话铃就响了。
“唐彦啊， 22年了，听说你在找我……”是啊，22年了，唐彦对朱凤英的声音其实已经很陌生。
聊起各自现在的生活，唐彦才知道，这些年来朱凤英和丈夫一直在上海奉贤一家家具厂工作。直到2014年，朱凤英工作时被电锯锯断了三个指头，定为6级工伤。
朱凤英一直待在上海想解决赔偿的问题，但玩具厂和保险公司迟迟没有给她赔款，直到现在还有一半没有追回来。
虽然拿到了部分赔款，但朱凤英也不能继续工作了，只好回到老家。女儿今年16岁，上初三了，学习成绩很好，朱凤英就待在家照顾女儿。家里的七八亩田地她自己也没法耕种，只好承包给人家种，靠着租金和丈夫在奉贤打工的工资生活，日子还算稳定。
“现在我们搬到县城了，不住在山里了。”朱凤英说，“旌德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到大城市去打工了，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小孩留在这里。”
唐彦自成年后就离开崇明了，那个小时候一直以为走不出去的小岛，现在也成了回不去的故土。“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风雨飘摇，自己创业过，破产过，渐渐体会到生活的无奈与艰辛。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起朱凤英。”
唐彦说：“我们现在在火车站经常能看到说回家缺钱向你借钱的人，百分百都是骗人的，但我很想让大家知道，我真的碰到过一个女孩子，她没钱回家，却不肯接受恩惠，借她的钱，再艰难也要寄还回来。她像野草一样活着，却依然在苦难中守着的一份诚信和尊严。”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综合资讯 » 15元钱引出沪皖俩女孩22年友情：从偶遇到寻觅，往昔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