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到期的尴尬：中国房主仍是国家的租客(组图)

温州的这类住宅可能是私人所有，但是土地却属于政府，由其以长期租赁的方式提供给开放商和房主。

温州一座公园。当地政府要求一名业主交钱才能续土地产权，在全国引发了关注。

就像中国的其他所有房主一样，陈福荣和邻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但房屋下面的土地却不属于他们。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政府，以20到70年的租约出租给了开发商和房主。

这位邻居姓王。当她试图出售自己的公寓时，当地官员告诉她，土地租约已经到期。他们对她说，要想出售公寓，她就必须向他们支付房屋售价的三分之一。

王女士的抗议在全国引发了关注。突然之间，在房产上投入了数亿——乃至数万亿——资金的无数中国人，都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地方当局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就可能落入政府手里。

“我们的土地产权到期后会发生什么？”69岁的陈先生发问。他和妻子手中的租期为70年。“到期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过世，但我可以把它留给儿子吗？”

中国的股市震荡不断，对向海外汇款又施加了严格限制，因此很多中国家庭把资金投向了住宅。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甘犁表示，中国家庭把近三分之二的财富投入到了住房上。他主持的中国家庭调查有很多读者。一些家庭拥有两处或更多房产，就像美国投资者炒股一样进行买卖。

中国想要在经济方面更上一层楼，公众的家庭财富是个关键。随着出口和制造业这些可靠的增长来源走弱，中国正在试图把公众变成美国风格的消费者。如果对家庭财富有信心，人们会更容易打开钱包消费。

但是，即使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它却几乎没有采取行动来放松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中共在崛起期间对地主进行过打击，上台之后又采取了苏联模式，将所有的土地国有化。虽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进行了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土地所有权继续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也成为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筹码。

一些专家认为，中央政府不能再继续充当“国家地主”了。“我们国家仍然相信一个过时的理念，”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茅于轼说。“公有制的老祖宗苏联已经垮台了。我们还在坚持。”

把土地分给公众也不是那么容易。地方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因此，土地出让金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资金筹集的途径之一。

茅于轼表示，让个人获得土地所有权可能也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大量土地所有者要怎么征税？”他问道。

在2007年，为了安抚房主，中国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对70年的产权进行自动续约。然而，对于房主是否需要交钱续约，短于70年的租约又会怎么样，法律上却没有动静。

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孙煜华说，中国的立法机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否则会造成巨大纠纷，”他说。

土地租约不确定性问题的爆发，正值中国公众对住房价格的承受力在引发更广泛的担忧。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空置的公寓房供过于求，但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富裕城市，住房价格却在稳步上升。

正如国有报纸《环球时报》5月4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言，“千百万购房者已经在过热的市场上为高房价买了单，很难接受其积蓄将再度缩水的事实。”

温州是一个人口800万的东部沿海城市，也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创办私企的城市之一。北京方面正密切关注这里的动向。据国有媒体报道，今年4月，国土部曾派工作组前往温州调研。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拒绝置评。

在温州，至少有三个小区的业主被政府要求缴纳土地使用证续期费用，其中包括王女士居住的横河北小区。陈福荣夫妇住在该小区一处不起眼的普通住宅里。他们的公寓位于一栋灰砖建筑的三楼，有两间卧室，面积仅为54平方米左右，显得颇为局促。

横河北小区是一片方头方脑的建筑，与之毗邻的一条面繁忙街道上林立着面摊、菜市场以及其他小店。小区旁边，树木与花坛沿着运河河岸排列开来。陈福荣说，这里的社区中心是当地居民集资修建的，设计得好像一座中国寺庙。

这个不起眼的社区被王女士的惊人发现搅了个天翻地覆。业主们纷纷开始查看他们的土地使用证。中国记者挨家挨户采访，尤其是在王女士住的那栋楼里。“记者实在太多，所以她都不想接受任何采访了，”陈福荣说。

我们进行了电话采访，接电话的人自称王女士。她说她正等着看政府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她拒绝进一步置评。

在中国，地产记录的完备程度参差不齐，相关记录都是比较新近的时间建立的，且不对公众开放。根据王女士的邻居和当地媒体的说法，三年前，王女士一家花140万人民币（以当前汇率计，约合21万美元）买下了她那套面积约为80平方米的公寓。

几个街区之外，同样受到影响的水心小区的居民想要知道，当他们试图卖掉自己的公寓时会发生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退休房地产经纪人葛清传把摩托车停了下来，说道。“以前没人关注土地使用证，但现在它们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