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争议，挑起中国阶层对立？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杨鹏表示，这次的招生改革有“两个脱节，一个危险“。两个脱节，一是和邓小平的统治方式脱节，邓小平的做法不是改变蛋糕的分法，从一些人手里抢蛋糕给其他人，而是把蛋糕做大，人人都能多分蛋糕。这次改革违背了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劫富济贫，把发达地区的高考招生名额分给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而直接触动了发达地区民众的利益。第二是政府的做法和社会脱节了，现在中国的公民已经进入了寻求公民权利的阶段，但是政府还认为自己能创造公平，民众应该服从。

杨鹏说，这次改革引发的抗议提醒了政府和社会，如果公民已经获得的权利被剥夺，公民一定会抗争，会让政府陷于危险的境地。要避免这个危险，只有通过增加权利，而不是剥夺一部分人来满足另一部分人。政府现在垄断了教育资源，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才导致了尖锐的矛盾发生。只有市场经济才可能创造足够的财富总量给全社会。同样，在教育问题上，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核心是教育的自由和开放，不光是保证受教育者的权利，还要考虑教育资源的开放，这样更多的资源才能够进入这个领域。只有把自由给了教育，教育才能把蛋糕做大，才有可能更加繁荣，才能有更多的公正可言。

陈破空表示，由中国政府总揽的高校招生，历来奉行大城市与内陆省份有别的政策，一方面，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大学招生，照顾本地学生，其他省份学生配额有限，需要以高得多的成绩才能进入这些大城市的名校。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平的政策，如今需要改革，却很难改革，因为，大城市的学生和家长已经适应了这一套政策，成为既定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况且，所谓改革，还是走样的，继续保持北京、天津、上海的特权，而让江苏、湖北等省做牺牲。在旧的不公平之上重叠新的不公平。这是一个实例，表现中国陷入难以跨越既得利益、难以改革的陷阱。中国政府要总揽全国各项事务，包括高校招生事务，却又担负不起完全的责任，如今，既不能满足内陆省份青年的入学需求、又不能打破大城市居民的优先入学特权，一个总想充当全能、全权、全管的政府，终于陷于两头为难的窘境。他们迎头面对的怨气，首先就来自中产阶级。

程晓农表示，中国是个等级差别严重的社会，而重点高校本地录取率偏高的政策则暴露出等级差别的地区分布，重点大学录取率向精英集中的地区倾斜，这是中国的制度性社会不公的一个侧面。从公平招生的角度看，教育部本不该在招生过程中给重点大学分配地区指标，这会造成不同地区的考生分数相同而录取率差别很大。这种现象早在78年高考时就开始了，现在，由于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就业机会差别极大，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程晓农说，重点大学设置高比例的就地招生指标，实质是保护本地家庭的子女的入学和就业机会，除了来自所在地政府的压力之外，也有大学讨好当地政府、换取其他利益的因素。教育部40年来维持这种不公平招生的制度，现在对过去的错不认账，仅仅做局部调整，增加南京、武汉的大学外地招生指标，而北京的好大学侧重本地招生的方针不变。这说明，政府试图增加好大学的外地招生指标，其意图不单纯是促进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而是另有用意，即增加经济落后地区考生到外地好大学入读的机会，从而满足当地中产阶层的需要，稳定社会；之所以不动北京、天津好大学的本地录取指标，是因为北京精英集中，削减好大学的录取指标会伤害中央党政部门和大国企干部子弟的既得利益，不过，单照顾北京一地则意图暴露得太明显，所以把天津也保护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