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黄兴国落马内幕 祸起宁波惊天大案

其实，宁波与天津颇有渊源。中共建政后首任天津市委书记，现任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父亲黄敬，就是浙江人。

黄敬之后，第六任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也是从宁波市委书记任上，转任天津。

陈伟达的儿子陈同海，后来也当过宁波市长，最后是在中海油董事长位置落马。

而黄兴国是最新一位甬官津用的代表，调入天津13年，主政天津长达7年，光代理书记就做了将近两年，直到落马。

巧的是，浙江现任的省委书记夏宝龙，是从天津官场一路提拔，在常务副市长任上转隶浙江，并一路当上浙江一把手。

调任天津的黄兴国一度被看做浙官外调的典型。从排名靠后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到天津市代理市长，黄兴国只用了3年多一点。这个速度不可谓不快。然而从市长到直辖市市委书记，他用了近10年还没有走到。

在这期间，曾经担任黄兴国副手的宁波市委副书记陈敏尔，曾接棒黄兴国担任宁波市委书记的巴音朝鲁，纷纷外调至外省担任一把手。

1998年11月至2003年11月黄兴国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其后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5年因一桩匪夷所思的情变，宁波大剧院承建方龙元建设（象山上市公司）行贿案爆发，徐福宁等大批官员落马，并波及到黄兴国等人。但黄安然无恙，并在两年后升任天津市长。

2016年9月10日中纪委发布消息：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黄兴国落马突然但不奇怪

与天津官场雷声大雨点小不同的是，黄兴国发迹的宁波官场早就开始了狂风暴雨。天津今日遇到的书记、市长双双空缺的情况，宁波其实早就遇到过。

2016年5月宁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寿永年被依法逮捕，涉嫌受贿罪。据接近宁波官场的人士说，寿永年受贿额度之巨，破了记录。寿永年案发，牵扯甚广，不少问题项目与黄兴国存在时间上的交集。

除寿永年外，宁波市市长卢子跃在今年3月落马，中纪委通报其情况时称，卢子跃涉及受贿、干涉中央查案及包养情妇等问题。卢子跃落马后，因时任宁波市委书记外调，宁波书记市长空缺时间达数月之久。

除寿和卢外，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洪嘉祥于今年5月被判刑。副部级城市宁波3名市委常委接连落马，全国罕见。

仅2015年，宁波科级及以上干部落马108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33人，市直属单位所辖官员20名。宁波官场一度流传着一句话，叫“三个女人说了算”，说的就是宁波官场在新任市长到位前，主要是靠余红艺、陈奕君等几名女常委来主持日常工作。

从1996年宁波市委书记许云鸿下马以来，包括谢建邦、陈同海，黄兴国在内的一批市委市政府一把手落马，形成了一个“宁波漩涡”。有宁波人调侃：宁波人太不容易，几乎所有市领导都是坏人。对宁波的大力度查办腐败，或许正是冲着黄兴国而来。

1984年黄兴国开始担任象山县委主要领导，并于1985年9月担任象山县县委书记。这几年，也是象山如今最主要的产业——建筑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期。

80年代初，得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便利，最早的一批象山人，开始从捕鱼种田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1980年象山最老的建筑集团——象山县第二建筑集团组建，后改名为龙元建设。泥瓦匠出身的创始人赖振元，带领建筑队进入上海，承揽工程。经过30多年的努力，龙元建设今日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建筑承包商之一。

龙元之后，宏润、华丰、建安、天元等一大批建筑企业破土而出，迅速占领了附近宁波、台州、杭州甚至上海等地的建筑市场。

1994年象山县被浙江省命名为“建筑之乡”，建筑产业长期居浙江省第一。如今，这个只有53万人口的濒海小县，拥有15万建筑大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建筑之乡”

据熟悉黄兴国的宁波当地人称，早期黄兴国在象山期间，曾经亲自拉过工程队，并承包过工程。当地的很多工程，系黄兴国自己承包。

黄兴国调任台州地委并担任首任台州市委书记期间，和在担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仍然与建筑工程队往来密切，并帮助家人承揽当地工程项目。

尤其是黄兴国主政宁波期间，宁波进行了大面积的新城和港口建设项目，大量市政工程在这一阶段上马，包括此后拉下多位宁波高官的大剧院项目等。宁波当地人对此有颇多猜测。

据澎湃新闻今日的一篇稿件透露，黄兴国在调任天津后，不少象山籍的建筑商跟赴天津发展。主政天津期间，黄兴国与象山建筑企业交往过密，并存在帮助象山企业承揽公司的情况。但具体是哪家建筑公司，原文并没有透露。

1998年在黄兴国从浙江省副省长任上空降至宁波当市委书记时，正值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谢建邦被查，宁波官场从上到下100多名官员落马。彼时黄兴国临危受命，空降宁波，稳住局面。

刚到宁波，黄兴国就作了3条承诺：“我公开做出三条承诺：一是绝不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二是决不允许家人和亲朋打我的牌子办私事；三是决不允许我的下属干部出于好意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办事情。”黄兴国出事，恰恰是他的这几条只是说给别人听的。

1996年的“宁波大案”

从象山的一个公社书记起家的黄兴国，家中兄弟7人；六位哥哥的子女都已经凭借黄兴国的影响走出象山，在宁波大发其财。所谓“神秘浙商”郁国祥、郁能建兄弟，则完全是和黄家势力组合在一起。在郁国祥买下上海静安希尔顿的同时，以其兄的名义，居然以82亿人民币买下杭州环城高速公路，背后所依仗的也不过是黄兴国人脉。

2003年6月上海滩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突然被来自宁波的一个名不经传的年轻人收购，号称是上海新恒德置业的老总，以三十出头的年纪，在上海滩一挥亿万美金，收购上海最顶级的酒店静安希尔顿的时候，上海滩的惊呼声中，均不知这位年轻人的底细。大量报道均称之以“神秘浙商”。

殊不知，这位神秘的年轻人，从前不过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混混，至今满口象山土话。他名叫郁国祥，1967年出生于宁波象山东南，一个名为爵溪的海边，那里向来交通闭塞、文化落后。

郁国祥还有个哥哥郁能建，自小家庭贫困，备受生活煎熬。初中还没毕业，郁国祥就在社会上闯荡，最早靠踏三轮车为生，社会上人称“爵溪阿祥”，一度进入纺织厂当过工人。但是为人大胆豪爽，多少有点亡命之徒的性格。

经济发展的热潮进入象山，郁家兄弟虽没什么文化，也跃跃欲试，看好纺织业的前景，1991年在爵溪开了一家小型纺织厂。然而，好景不长，纺织厂因故倒闭，欠了农村信用社十几万贷款不能偿还。郁国祥不得不从爵溪逃走，到上海避债。

时来运转，这个不名一文的爵溪年轻人很快地就和当时的宁波“金融大鳄”吴彪拉上了关系。

吴彪，这个曾在“宁波大案”中拉倒多名市级干部的资本大亨，依其为人处世和个性，相比其它商人，更像一个散金如土的江湖老大。他利用宁波市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后挂靠宁波市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为其江东营业部，又以金鹰集团著称）大肆拆借多达20亿资金；资金到手后，又极其大方，或借给小弟创业、或送礼行贿网罗关系。朋友但有所求，不管借钱理由是否靠谱，吴彪都会慷慨解囊。

郁国祥通过象山的兄弟和吴彪相识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江湖式的兄弟。逃债在外的郁国祥杀回宁波，在宁波市注册了一家永鸿房地产公司。这家凭空而降的房地产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吴彪的金鹰集团贷款而来的。

郁国祥以那时普遍的手法，空手套白狼，取得了其日后的第一桶金。

吴彪，1995年以1580万的天价买下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两盏灯笼，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成为传奇人物。他不停地挥霍拆借来的资金，同时又不停地为弟兄们提供运作资金。

以宁波永鸿房地产公司为地盘的郁国祥，因为意气相投，和吴彪成了铁杆兄弟。早年在象山的那点债务，早已不在话下。摇身一变，成了吴彪公司的最大借款人，达数亿之多。1996当年，郁国祥从金鹰集团的借款利息差，就达四百多万人民币。

当然，郁国祥也十分投吴彪所好。1996年吴彪在澳门赌博，输掉173万港币；郁国祥得知立马送上185万人民币，把输掉的窟窿补齐。

同年，郁国祥又拿出美金现钞1万多、港币十万，让吴彪向时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谢建邦行贿。1998年吴彪案发，包括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在内，宁波市级干部被拉倒一大批。吴彪被判处死缓，几乎脑袋不保，涉及到郁国祥的几宗重大案件，也因此被牵涉出来，铁证如山。

郁国祥的永鸿房地产公司，是吴彪金鹰集团的最大借款人，吴彪贷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的多达十几个亿。吴彪的集资总量为20亿，除了挥霍、支付利息，几乎没有收回来的贷款本金。

永鸿房地产公司实实在在地把吴彪的金鹰集团掏空了。郁国祥替吴彪偿还赌债并行贿一万美金、十万港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大案”时，也均记录在案，但偏偏在审理阶段，放过了郁国祥，没有任何的追究。

实际上，郁国祥得以在宁波大案中安然脱险，并且从吴彪身上赚了差不多上十亿，完全得益于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后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

永鸿房地产公司也有黄兴国亲属的股份，黄兴国凭借当年自己在浙江的巨大权势、人脉关系和影响力，独独把利害相关的郁国祥在宁波大案中保护了下来。

黄兴国在宁波制造的一桩惊动朝野的冤案

2001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一个寒冷的周六。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周时奋，被一个电话叫到时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徐福宁的办公室——时任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的办公室，就在隔壁。

有“宁波第一才子”之称的周时奋，从此失去自由。

3月27日，案件一审开庭。4月13日，宁波中院一审宣判：周时奋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罪所得4.68万元和电脑一台予以追缴，上缴国库。6月25日，浙江省高院二审裁定：刑期改为4年。

从“双规”到一审宣判，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效率之高，令人惊愕。

这一案件，当年震惊了宁波朝野。

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局长，只贪污4万，本身已是难得的清官；更何况，这4万贿金，还是以“莫须有”的形式认定的。

被指行贿4.68万元的“行贿人”陈鲁，在恢复自由后告诉家人：他没有送过周时奋一分钱，在检察院威逼利诱、万般无奈之下才违心说了谎话。

陈鲁一家和周时奋是世交。陈鲁在良心的压力下，先是割脉自杀，后又服用安眠药，都被抢救过来。家人让他再去检察院说清情况，但检察院再未采用他的证词，反而将他再次拘留，以至不能出庭作证。

周时奋的许多亲友旁观了那场笑料百出、走过场式的庭审。在他们眼中，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假案、冤案。周时奋认定，案件的幕后主使，就是时任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

正是在他的授意下，纪委、检察院、法院联手炮制了这一冤案——事实上，一些办案、庭审人员也心怀愧疚，在某些细节上对周予以照顾。

在看守所，周时奋写下数万字的《自述材料》，希望历史会给他一个说法——所有的权力都有时间的界定，历史将会安排允许说真话的一天。遗憾的是，他没能活着等到这一天。

宣判后的一年半里，有1000多人来到宁波看守所看望周时奋，平均每天两三人——这一数字创造了看守所、据说也是浙江省监狱系统的最高纪录。

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副省长，有宁波市政府各个局的局长、副局长，还有一些素昧平生的人——他们都听到了这是一个冤案的传闻。

周时奋写道：看守所的一个警察说：“我偶然去擦皮鞋，擦鞋的人也在骂娘，为你鸣不平”；又有人告诉我，宁波大学的大学生在说：“宁波市最清的清官被抓起来了”。有个办企业的夫妇来看我，他们告诉我，他们夫妇俩已经商量了，如果能花钱消灾，他们准备出30万元钱把我“买”出去……

周时奋很有才气，平时又洁身自好，在宁波官场和文化圈口碑极好。何以突然身陷囹圄呢？

在看守所，他自我检讨，可能在几件事上得罪过黄兴国：

一、作为文化局长，他不同意高价收购一位颇有来头的北京商人的瓷器，让领导很不高兴；

二、某中央领导的弟弟（在文化系统工作）来宁波，他被质问为何没向市委汇报；

三、在宁波文化局主办的一次颁奖晚会中，女主持人因为紧张忘记介绍黄兴国，黄面红耳赤扭身就走，让在场的人吓出一身冷汗。

周时奋还拒收过一位象山小老板的贿赂，被恶人先告状。根据传言，周时奋被谈话时，这位老板就在隔壁黄兴国的办公室里——而黄兴国正是宁波象山人。

而更隐秘的原因，大概是周时奋跟当时先后分管文化的李从军、徐福宁两位副书记关系较好。两人在宁波口碑不错，可能给刚刚就任市委书记的黄兴国造成了压力……

一些人后来告诉周时奋，他刚被带走，市委就定过调子，他会判五到八年——一审果然判了5年。

周时奋感叹：腐败反腐，不腐败的成了腐败；腐败的成了反腐败的英雄。

在看守所，周时奋自知无力回天，坦然面对“炼狱”，写下了许多民俗、历史类的著作。他相信历史将证明自己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