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年电信诈骗案的套路，全在这462份判决书里

【编者按】

问题①：骗术、剧本不断“迭代”

– 在462个案件中，冒充国家公职人员并谎称被害人涉嫌洗钱、藏毒等犯罪活动的恐吓方式最为常见，占近1/4。这类案件通常由大团伙作案，甚至涉及境外诈骗集团。被告人通常分为至少三线：利用非法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资料，由一线人员冒充本地公检法或邮政工作人员，电话通知被害人银行账户涉嫌洗钱或有藏毒包裹；再由二线人员冒充公安民警，电话恐吓被害人涉嫌严重犯罪，必须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再由三线的冒充检察官的被告人联络被害人，表示若欲证明清白，需将账号钱款转入三线被告人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并提醒被告人案情机密，不得向他人泄密。

– 以各种补贴奖励诱骗被害人的案件共有75件，其中以徐玉玉之类的学生为对象、骗称获得奖助学金的有6件，这些案例通常与教育部门、社保部门的信息泄漏密切相关。

– 以“猜猜我是谁”、“到我办公室来”等方式撒网诈骗的案例有46件，不过也是得手率最低的骗术，有1/4的案例都未遂。

– 谎称援交卖淫交往的色诱案件有21件，案情多呈现出以台湾地区男性为目标、跨两岸作案的特征。

– 虚假提示网银漏洞或网银升级的案例数量虽然不多，却多与更新型的网络诈骗相结合，危险程度高。被告人通常先利用伪基站群发短信，再诱导被害人点击钓鱼网站链接，侵入被害人网银后将钱转走。诈骗团伙利用伪基站和互联网技术使用仿真度高的群发号码和钓鱼网站，极具迷惑性。

问题②：骗取钱财成本低且手段多样

电信诈骗分子作案时根本不用现身，只需远程操作，按照越来越全面、越来越逼真的“剧本”实施诈骗，可谓犯罪成本极低。

而普通民众该如何应付这层出不穷的新骗局？不管前情发展如何，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骗取钱财的最后一步。当有人告诉你转账、填写或提供账户信息、前往ATM机按指示操作、缴纳会费意向金或垫付款、为手机卡或点卡充值时，你就该警惕了。

央视新闻还原“徐玉玉案”时介绍，犯罪嫌疑人先是叫徐玉玉到自动提款机查询补贴款是否到账，再以激活为名义让她把学费取出存入所谓的“助学金账户”。还有的诈骗团伙骗取被害人使用自动提款机的英文界面，为了更方便操纵被害人。电信诈骗还常与网络诈骗结合在一起，被害人以短信或电话的方式获知诈骗团伙提前布局的钓鱼网站后，被盗取信息或存款。

问题③：电信诈骗多团伙“作战”，玩“角色扮演”

从462份文书来看，电信诈骗呈现团伙“作战”特点，有过半案件出现三人及三人以上的诈骗团伙。多人作案令诈骗团伙得以给被害人布下层层圈套，并在犯案后将赃款迅速转移。

问题④：电信诈骗上下游产业链庞大

据新华社报道，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五个专业团伙：专司策划骗术、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盗卖个人信息团伙；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

以假冒公检法的诈骗手段为例，一个典型案件中，犯罪团伙人员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与受害人沟通，并且团伙内部包含管理者、电脑手、话务组等不同的分工。从裁判文书描述的案情可看出，电信诈骗案件涉及许多上下游产业链。

问题⑤：盗卖个人信息“供养”电信诈骗，却打击不足

统计462份判决书的判决（含数罪并罚）情况，也能看出电信诈骗犯罪分工细化、产业链化的特点。

– 诈骗罪（含未遂）仍是定罪最多的类型。然后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两项罪名涉及直接诈骗团伙的下游链条——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并用来提取赃款。

–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判决也有10例，这涉及直接诈骗团伙的上游链条——盗卖个人信息。公民个人信息泄漏导致现在电信诈骗逐渐从“盲骗”走向“量身定制”，危险系数升级。

今年8月的清华大学教授被骗走1760万一案中，这位教授刚卖掉一套房子，回到家立即就接到了诈骗电话，称他漏缴各种税款等等，各种恐吓威逼，骗子甚至正确说出了网签合同编号，导致教授一步步中计，结果1760万全部被骗走。

如果直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筛选出基层法院判决的刑事案件有467例。可是，如果继续向犯罪链条上游搜索，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全国基层法院的一审判决只有21例。

这说明，对于电信诈骗案件直接上下游的调查、起诉及定罪还相对合格，但是追根溯源地追究信息泄漏环节却远远力度不够。2010年起，六年内北京1.6亿多条个人信息遭泄露，这样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正源源不断的供给着诈骗产业。

问题⑥：电信诈骗的量刑：证据搜集困难

翻阅462份判例，量刑长度从几个月到12年不等，从表面看并无规律性。

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简称为《解释》），与电信诈骗案件定罪处罚最相关的解释是：

– 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 而即使未得手或骗取数额难以查证的，若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或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可以看出，诈骗金额是定罪处罚的核心。如果把刑罚时长与涉案金额关联起来看，两者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电信诈骗案件的量刑受很多因素影响，除犯罪嫌疑人在诈骗团伙中的主从角色外，是否有前科、是否退还赃款都有影响。而且，在办案过程中，常常出现主犯在逃、证据被销毁、被害人搜集不全的情况，也只能依法从轻惩处。

针对类似“徐玉玉案”导致“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解释》则明确规定要“酌情从严惩处”。

问题⑦：“诈骗之乡”监管的无奈

在这462份判决书中，从案发辖区来看，广东、福建及浙江发生的案件数量分列前三。聚焦到县市级别，茂名电白、娄底双峰、漳州南靖、佛山禅城和珠海香洲等地案发最多。

8月发生的徐玉玉遭电信诈骗猝死案、宋振宁遭电信诈骗猝死案的犯案团伙已经被抓获，其中大部分犯案人员来自福建安溪，这个被扣上“电信诈骗之乡”帽子的县城再陷舆论漩涡。

光明网介绍，今年上半年曾有媒体整理了国务院点名批评的7个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其中包括经常冒充黑社会诈骗的河北省丰宁县、重金求子诈骗的江西省余干县、PS图片敲诈的湖南省双峰县、假冒熟人和领导诈骗的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假冒QQ好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机票退改签诈骗的海南省儋州市、网络购物诈骗的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集中化的诈骗团伙使许多乡县“蒙羞”，使这些地区积极打击诈骗以摘掉“诈骗之乡”的帽子：安溪县辖区内，若配偶、直系血亲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用赃款所建房予以拆除；双峰县自2009年开始曾被公安部四次点名批评，澎湃新闻曾系列报道的“PS艳照敲诈”案作案团伙近半数来自此县，双峰县政法委副书记罗恒旦对新京报记者说道，打击电信诈骗工作纳入综治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而综治考核与地方领导的乌纱帽挂钩，工作不力将被“一票否决”。

但是治理电信诈骗仍然困难重重。据《经济参考报》2014年10月报道，许多乡县的本地人将窝点转移到外地甚至境外。而且旧的诈骗手段被打击后，又有新的手段冒出来。当地多位工作在打击、治理电信诈骗一线的公安民警表示，打击电信诈骗，仅靠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很难奏效。司法打击也逐渐陷入“无震慑”困境。

问题⑧：电信诈骗集团跨境作案

全部案件中，有37件（占8%）有海外团伙背景，其中勾结台湾人或在台湾作案的有28件。新华网援引公安部数据显示，境外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台湾人组织实施，占大陆电信诈骗案件总数的20%，损失的50%。千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实施。

案件还遍布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俄罗斯、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肯尼迪、埃及及南非等国。今年4月，肯尼亚向中方遣返首批77名涉案两岸嫌犯，并于8月8日将剩余40名涉案嫌犯包括5名台湾嫌犯全部遣返中国大陆。

但是，诈骗集团向境外扩散，但遣返的只是境外诈骗团伙的极小部分。



《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电信诈骗影响了人们的信任感。防骗也产生过一些“乌龙”：有真正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办案时被骂骗子的，有快递小哥被拉黑的无法送货反被投诉的，有位父亲换号后给儿子发短信却被回“我还是你爸”，有位考生收到北大招办电话误当诈骗电话差点错过机会。

打击电信诈骗不能仅靠普通民众提高警惕心，更需要多部门的合作。“长安剑”采访一位17年警龄基层民警称，即使被害人迅速报案，正常的冻结手续在笔录、取证、立案后开展，而要说服银行冻结账户又可能面临跨地分行协调等问题。待民警到达开户行进行冻结时，钱可能早就到了境外了。

由此可见，打击电信诈骗不仅需要公安、银行、电信等多部门联动，还需要跨境合作。在部分地区，这样的合作已在开展，以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平台为例，该中心平台投入试运行半年以来，已经冻结被骗资金折合人民币超过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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