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是第15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中国内地结核病患者已经达到500万人，且每年新增病人150万，约有13万人死于该病，平均年龄仅为55岁，已超过中国其他传染病死亡的总和。
半数中国人是结核杆菌带菌者
早在50万年前，结核杆菌就已经侵入人体。来自世卫组织的统计，1850-1950年这100年间，全球共有10亿人成为结核杆菌的牺牲品。
而在中国，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对记者表示，根据我国2000年进行的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450万活动性结核病人，带菌者高达5.5亿，也就是说，几乎一半的中国人是结核杆菌的带菌者，结核杆菌带菌者一生中有10%的可能性会发病。
上世纪初，人类发明了专治结核病的链霉素，后来又陆续找到了包括利福平在内的4种特效抗生素。
40年来，这4种抗生素一直是治疗结核病的一线药物，药效好，费用低廉，但这4种一线药必须同时服用，而且要连服半年以上，才能把结核病菌从身体里彻底清除出去。
“在我国，普通的结核病人可以从户口所在地的疾控中心免费领取，即使是自费，每个疗程的费用就几百块钱。”3月19日，北京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原所长付瑜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大多数病人在持续几周病情好转后，就放松警惕停止服药，表面上没有症状，但是病人体内开始产生耐药性，一旦再次发病，以前一用就灵的特效药不管用了，只能动用昂贵的二线药物才能治得了它。
危害远超艾滋病
2006年，南非爆发了一种更加厉害的结核病，病人体内的结核菌对几乎所有的抗结核药都产生耐药性！这就是广泛耐药结核病，病人基本上无药可治，只能听天由命。
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世界各国行动起来。
去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部长级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以及全球27个高负担国家的卫生部长出席了此次会议。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上通报了中国耐药结核病的情况：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结核病人中，耐多药发病率为8.32%，总计约为12万人，总数量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位，广泛耐药发病率则为0.68%，总计大约为1万人，其危害远远超过艾滋病。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在中国大陆发现了广泛耐药结核病人。
在此次会议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忧心忡忡：如果广泛耐药结核病得不到控制，人类将被带回面对结核病几乎束手无策的时代。
“结核病是穷人得的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共识，这也是40年都没有出现新药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一个新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虽然总会有厂家有实力去做研发，但是结核病针对的群体大多是穷人，厂家也会考虑到以后的经济收益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行病学教授告诉记者。
人大代表建议纳入医保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其中80%的病人在农村，75%的病人为中青年。钟南山表示，耐多药结核病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尤为严重，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对公共卫生造成极大危险。结核病是我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但是，真正困扰病人的两大问题是：40年没有出现抗结核病的新药和病人经济负担重。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提交《关于将多药耐药结核病纳入补充医疗保险的议案》，呼吁要从国家层面下大力度解决结核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不管是初治结核病还是耐药、广泛耐药结核病的治疗费用都应该纳入国家免费治疗的范围内。
朱教授算了一笔很简单的帐：贫困地区和一些特殊人群是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普通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之间可谓差别巨大。前者疗程一般为六个至八个月，诊疗费用可控制在数百元；后者却只能使用价格昂贵的二线药物，标准疗程长达24个月，在没有并发症、没有严重不良反应和其它的特殊情况时，病人住院治疗两个月，门诊治疗22个月，全疗程必要的检查与治疗费用最低为5.5至6.0万元。
目前，除了抗结核一线药物，价格昂贵的二线药物和辅助用药均未实行免费政策。
考虑到大多数结核病患者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这笔治疗费用无疑是灾难性的，“尽快将耐多药结核病纳入补充医疗保险，建立高危害多药耐药结核病的特殊医疗保障政策，控制其传播，极为重要。”朱教授表示。
罕有民间组织关注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全世界每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大致在170万左右。相比之下，全世界死于非典的人有813人，死于甲型流感的有1.62万人，死于禽流感的也只有243人，但这三种病在媒体的曝光率却要远大于结核病。
即便是与结核病同级的艾滋病，因为近年来艾滋病宣传、防治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经费投入相对充足一些，结核病和其相比也经常低了一截。
同样，很多民间组织也愿意涉入艾滋病领域。而在结核病防治上，因为其通过空气传播，传染性极高，而且得病者多是贫苦农民，很少有民间组织关注。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基金会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在艾滋病的防治上有一句话是“让小姐告诉小姐”，讲的是同伴教育，朗朗上口，而这句话若放在结核病防治上，显然是不现实的。她从事的防治结核病工作近两年的时间中，还没有遇到一家民间组织关注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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