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学家尾崎春生总结了同属于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是如何应对过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同时提出了中国应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政策建议。
16日，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称，中国企业工资分配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部分高管水平过高。同时，部分行业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水平过高，拉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人保部副部长邱小平表示，目前企业工资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政府对企业工资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不够，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分配秩序不够规范，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日本经济学家尾崎春生总结了同属于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是如何应对过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同时提出了中国应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政策建议。
因为优先发展经济，实施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目前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了5~6倍。
同时，由于忽视了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最终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加剧了社会不满和不安定情绪。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助于促进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还能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假如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则不仅会严重制约经济的稳定增长，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基础。
首先，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与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达到了18倍左右。该调查把收入划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等级，属于“上层”的仅占0.5%，属于“中上层”的占5.4%，属于“中层”的占39.6%，属于“中下层”的占29.1%，属于“下层”的占24.5%。
中层的比率不仅小于发达国家，甚至不如巴西和印度。上层20%人口所拥有的正常收入、副业收入和包括财产在内的财富达到了最下层20%人口的70倍。
这份报告指出，“由于分配秩序的问题，不仅低收入群体不满意，一些中层和中上层收入群体也不满意。”关于中国的贫富差异问题，其他机构也展开了各种调查。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5年9月刊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扩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此状况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那么中国的贫富差异问题今后又将会如何演变呢？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所长在前面提及的《202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宿命》一文当中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依然存在地区差异问题”。
也就是说，由于内陆地区的大量农民流入大城市，所以尽管从人均收入来看，内陆地区与大城市地区差异有所减小，但是因为大城市的中高层人口收入水平较高，因此反而使得贫富悬殊现象进一步扩大。对此现象具体又该如何应对呢？
要想缓和贫富差距问题，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必不可缺。政府有必要进行税制改革，对低收入者进行减税政策，对高收入人群实施累进课税，并设立遗产税。
然而仅此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政策，但今后还有必要制定更加详尽的政策。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关志雄列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如创立统一的国内市场（FTA:自由贸易协定），基于不同地区的各自优势构筑分工体系（国内版雁行模式），通过中央财政进行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ODA:政府开发援助）等。
国内版FTA是“通过消除阻碍人、财、物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以期最大化地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用”。中国原则上实行的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开的户籍制度，虽然一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人口的自由化流动。
除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之外，地区间的物资流动壁垒也依然存在，完全基于市场原理的全国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尽管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处处设限，要想改革并非易事，但是这种状况仍然必须逐步加以改变。
国内版“雁行模式”的形成是为了“期待能够通过政府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此来吸引个人投资”。东亚地区早已形成了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分工体系。
以日本为首的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以及东盟（ASEAN）各国正是以大雁飞行队列的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国内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也要力图形成这样的产业转移。
国内版ODA则是为了“通过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来调整市场机制的失效”。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差距巨大，因此中央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必不可少。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变以往由地方政府负责征税，然后按照一定比率上缴中央政府的做法，实行按照税种分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征收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征收的税制）以后，中国建立了与日本的地方交付税交付金相似的制度，促进对贫困地区的资金转移。
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财政差异愈加显著，而财政转移只不过起到暂时阻止财政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作用，对于振兴地方财政并未发挥出太大作用。
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税收不断增加，现在政府财政更加宽松，所以对地方收入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尾崎春生，日本经济学家，著有《中国的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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