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出雄心勃勃经改路线重启改革开放

中国决策“未雨绸缪”

周五（11月15日）公布的这份长达20页的文件相当于一项改革蓝图。中国领导人在文件中承诺将放开金融行业、放宽其他一些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让市场决定资源价格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承诺将解除对水、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价格管制，放松对企业和个人投资海外的限制，还承诺将国有企业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到2020年提高到30%等等。

该文件是对周二（11月12日）公报的详细补充。中共之前公布的会议公报措辞谨慎并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要点，这让许多分析师和中国百姓怀疑领导人是否会采取决定性的经济改革措施，以及习近平的计划是否受到了对改革持反对态度的利益集团的阻挠。此前，外界对习近平在他任期内第一年推出全面的改革计划寄予厚望。
显然，周五公布的这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表明，至少在经济问题上，习近平是站在党内改革派一边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Mark Williams指出，这份文件公布后，之前市场上的失望情绪一扫而空。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高度评价了这份《决定》。他说，《决定》在一系列经济领域改革的力度是十几年以来最大的，尤其在放开准入、对外开放、金融、公共财政、养老金、放开二胎等领域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这些改革将实质性地改善市场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提升增长潜力、减少宏观风险、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放开准入方面，《决定》提出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对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等项目外，政府不再审批。这些放开准入的改革，表明决策层已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避免中国经济掉入“中等国家陷阱”、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按这个改革势头，从中期来看，估计民营企业有望进入80%-90%目前明显受限制的行业。放开准入的改革如果能够得以全面贯彻，民营经济就可能在今后十年保持高速增长。

在对外开放方面，《决定》正式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和“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要求。马俊认为，在放开外商投资准入、加快自贸区建设和沿边开放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之后，中国就应该考虑加入TPP的谈判。他的定量估算表明，仅仅由于成员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与基准情形（即中国不加入TPP的情形）相比，中国加入TPP可以在此后几年中提升中国年均GDP增长潜力约0.5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对外开放还有加速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倒逼改革的重要意义。

金融领域的改革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防范金融和宏观风险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利率市场化、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将为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创造条件；资本项目开放是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中国资产在全球配置的效率、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必经之路；发展市政债券市场等举措将有助于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金融风险。

公共财政领域改革的一个亮点是《决定》要求在2020年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这项改革将填补目前“全口径预算”中缺失最大的一块，让全国老百姓能更多地分享到国企发展的成果，缓解公共财政面临的可持续性压力。 与财政相关的另外一个改革亮点，是《决定》要求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有研究表明，政府编制和公布资产负债表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工具，尤其是百姓和人大通过地方资产负债表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将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冲动。资产负债表的公布也将为地方债评级提供基础。

关于养老金改革，《决定》提出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和”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两个令人惊喜的突破。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提高退休年龄和向社保划拨国有资本是两项保证今后三十多年内养老金体系财务可持续的最重要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好处是长期的，但《决定》现在就将此明确提出，表明了中国的决策开始“未雨绸缪”。

“单独可以生二胎”政策，是“未雨绸缪”的另外一个例子。马俊估算认为，如果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在2030年到2050年之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可以比基准情形（不放开二胎）提高0.2个百分点。原因是，与不改革的情形相比，改革情形下205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增加四千万， 从而将缓解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下降导致的增长潜力的减速。

习近平亲掌经济大权

从《公报》到《决定》，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加强对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后，习近平把经济事务大权也揽到自己手中。中国周五同时公布了《决定》的说明，这份说明的撰笔人是习近平，没有提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李克强是国内经济日常运作的负责人，在此之前，外界一直认为他是中国经济事务的主掌人。

之前公布的三中全会公报内容与以往的政策声明虽然没有多大差别，但观察人士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公报中提到的中国未来将设立的两个重要机构。

中国新设立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与业已存在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处于同一级别。李克强之前的中国历任总理通常都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但据内部人士透露，这一小组目前的负责人是习近平而非李克强。即将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肯定也将受控于习近平，这显示中国的经济管理大权正在经历从总理手中到总书记手中的巨大转变。

习近平现在已经掌控了中国军事、警察、公安、纪检、外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大权，成为在掌握实权方面能与邓小平和毛泽东这两位前领导人比肩的人物。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意味着什么虽然还不清楚，但外界显然有理由感到乐观。鉴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为确保改革取得成效，中国确实需要将国家大权整合到习近平手中。

从言到行距离有多远

中共确实拿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书面日程，如果实施的话将给一个僵化的体制带来重大变化。现在习近平将接受考验，看他能否将语言转化为实际行动。

虽然此次会议文件并未触动中国政府掌控经济的众多基础问题，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中共对于国企巨头高管任命的控制权，但只要涉及到改革就难免遭到反对，领导层可能面临从地方政府到国有企业以及国企监管部门的抵制。

以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前一届领导层制定的许多目标都未能完成。

美国财长卢（Jacob Lew）周五会晤了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并在上述计划公布前发表了评论。他说，这个计划的方向具有重大意义，但改革的性质和步伐也很重要。
事实上，此次提出的许多政策多年来就在官方的待办事项清单上。例如，关于“加快”利率自由化步伐、放开资本账户的承诺早已被重复了无数次，几乎都失去了意义。无需屏息等待全面解除资本管制的时刻。中国领导层深知，解除资本管制最终将会导致失去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令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本流动得以进入中国，而这样的资本流动曾经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引发危机。

同样，对于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工作的承诺也应有所保留。《决定》对推进房产税改革的语气比以前更确定，但仍暗示推进速度较慢。这一举措将帮助巩固地方政府财政状况，遏制大城市危险的房价泡沫，但这个措施也会直接打击中国主要持有财富的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从而产生政治风险。

其他承诺的金融改革更具可行性，最终将帮助为更大规模的举措打下基础。文件承诺建立存款保险体系。这是金融系统任何大范围放开措施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会允许银行破产，而不会危及民众存款、进而带来社会动荡的风险。即使是这个基本步骤也已经被承诺了多年，但如果能在近期推出，则将显示出金融改革的真正势头。

有关国有企业到2020年将向政府上缴更多利润的承诺尤其具体。虽然这将帮助支付社会开支，但并不意味着私营企业能面临公平竞争环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称，尽管这次提出要加强国企改革，提高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力度还不够大。提高到30%还是太低，应该至少提高到50%的基本目标，而且现在规定到2020年才实现，时间上操作也太慢。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国际资本流动性之类的问题太过深奥。周五承诺的两个更为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将在全国引起反响，并进一步打响习近平作为改革者的声誉。劳动教养制度将被废止，这个制度是政治压迫的强烈象征。被人们普遍憎恶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将放松，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现在看起来，几乎所有关于经济改革的期待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对于实体经济和市场而言，更关键的是改革的具体推进过程、以及改革的先后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