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学科的历史与现状
北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是国内最先开展亚非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科之一，是第一批设置的硕士点(1981年11月3日)和博士点授权单位（1998年4月21日），是教育部2000年首批设立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主体学科之一。它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46年的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本学科涵盖的语种有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泰国语、缅甸语、朝鲜（韩国）语、蒙古语、波斯语、希伯莱语以及西亚地区的多种古代语言（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古希伯莱语等），其中有些语言专业是我国相关学科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本学科现设置的博士培养方向有东南亚文化、古代西亚语言文化、朝鲜（韩国）语言文化、朝鲜韩国语翻译研究、印尼马来语言文化、泰国语言文化、蒙古语言文化、比较语言学、东亚描写语言学和东方民间文学。本学科作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后流动站的一个分站接受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工作。每年定期参与出版本学科的学术论文集《东方研究》。本学科从解放初期以来一直处于国内同类学科的前列，加之依托北京大学的综合优势，已与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规划、211工程建设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融为一体。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亚非语言文学学科为新中国的教育、文化、外交、经贸等领域培养了大量国家急需的教学、科研、外事和翻译人才。80年代以来，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学目标已从单纯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转变成培养以外语为基础的综合性研究型人才，研究领域也从语言文学逐步拓展到历史、文化、政治、哲学、宗教、教育等诸多领域。
90年代中期到2006年，亚非语言文学学科博士点的设立为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学科建设的理念日益得到充实，教学科研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与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相关的一些区域综合研究、国别文化研究的研究所和中心相继成立，包括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印尼—马来文化研究所、朝鲜文化研究所、伊朗文化研究所、泰国研究所、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和蒙古学研究中心。这些相关科研机构为本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教学和科研与国际接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本学科的发展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
在研究队伍的建设上，本学科注重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和研究领域的前沿性。近年来陆续从国内外引进了一批学者，加上本校自己培养的留校任教的博士，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新一代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已经形成，现已拥有一支高学历、多学科交叉、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和学科梯队，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才正在成为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秉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严谨扎实、勤奋刻苦，勇于承担具有开拓性和前沿性的学术课题。本学科多位学者直接参与国际东方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不斐的成绩，出版和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好评。
2006年，本学科在编人员42人，其中教授11人，占26.1％；副教授18人（博士生导师7人），占42.9％；讲师10人，占23.8％；助教3人，占7.1％。其中14人具有博士学位，他们中有5人分别在国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预计在今后的5年内，本学科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将达到60％。2001年到2006年间本学科共招收硕士研究生107人，毕业94人，其中留学生2人；博士生21人，毕业15人，其中留学生1人。
本学科古今并重，包括古代语言文化和现代语言文化的研究。本学科是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的主体部分，有6位教师为该中心的研究员，并担任中心副主任，古代文献研究室、文化与综合研究室和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务。2001至2006年间，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师们共承担6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完成3项；承担国务院各部门重大项目14项，已完成9项；承担国际组织资助或国际合作项目2项；发表论文267篇，其中外文论文11篇，CSSCI论文30篇；出版了代表性专著和编著33部、译著22部、教材42部（册）；获得国外荣誉奖项14项；省部级科研奖11项，省部级教学（材）奖4项；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37篇，其中19篇发表在核心刊物上。此外，自“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其前身为1987年创立的“中国亚非语教学研究会”）创立以来，五届会长和秘书长均一直由本学科的教师担任。
二．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发展计划
本学科现已建立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的互动机制，某些分支学科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我们将对已有的研究领域进行整合，重新调整科研人员和研究方向的结构，使之更趋合理和科学，更有利于本学科的发展。
本学科坚持以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中心，同时展开对对象国和地区的全面研究。学科配置和人员布局将以学科整体发展为纲，改变以往以语种专业为界的旧布局，从体制上鼓励并推进区域性、综合性研究，并希望以此为契机，多出教学科研成果，早日把亚非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国家重点学科。
（一）亚非语言研究
亚非语言研究在早期主要体现为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法的探讨，北大的亚非语言基础教材多是国内同类教材最早编写定型和出版的。这些教材经过多次修订，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教材编写的实践表明语言学是语言教学的有效指导性理论，并日益引起本学科教师对语言本体研究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学科的教师普遍重视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在编写语言基础教材的同时，许多学者，如汪大年，潘德鼎，傅成劼、黄宗鑑、安炳浩等，陆续在国内外发表了当时处于学科前沿的学术论著，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也逐渐频繁。1985年开始，本学科与北大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连续招收几届语言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后，本学科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大，研究范围从教学语言向其他语言扩展。现在除了本科教学涉及的九种语言外，还涉及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圣经希伯莱语、阿拉米语和乌加里特语等古代语言及部分相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从单纯的语言结构研究不断扩展，在语音、语法、语义、语用、方言、语言历史比较、语言接触、文献释读、词典编纂等方面发表了和出版了多部（篇）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1．亚非语言描写研究：
除了上文提到的编写出版基础语言教材工作以外，本学科教师在高年级语言教材的编写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历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蒙古语词汇学》（蒙古文）、《韩中翻译教程》、《中韩翻译教程》、《大学韩国语会话教程》、《泰语语法新编》等，在语言系统描写上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文。
本研究方向今后五年规划：
1）组织力量，撰写本学科各个教学语言的描写研究著作，培养全面的语言研究人才。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士了解、关注亚非语言的教学和应用。力争启动“东方语言入门系列丛书”的编写工作并完成部分成果，召开“言非语言研究”等相关学术研讨会。
2）推动教学语言语法的研究和参考语法著作的撰写出版工作，为语言教学的系统化、规范化打好理论基础。今后五年力争完成1－2部语法著作。
3）与语音学研究人才合作，对本学科教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等条件成熟时，录制磁带，制作语音教学软件（能否启动取决于立项情况）。
4）继续支持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工作，力争保持本学科基础语言教材在国内的领先地位，鼓励编写高年级和研究生教材，力争出版一批高质量的高级阶段语言教材。
5）鼓励双语词典的编纂和修订，保持本学科在词典编纂方面的领先优势，在目前小语种热的大好形势下，五年之内力争完成1－2部词典的编纂，并争取发行出版，为本学科创造出学术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
2．亚非语言历史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学科教师在语言历史比较方面的研究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汪大年的《妙齐提碑铭研究》和安炳浩的《朝鲜语发达史》在发表21年后依然经常被引用，相关教师在苏美尔语、赫梯语、朝鲜（韩国）语历史、阿尔泰语言比较、侗台语族语言比较、汉越语言比较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本研究方向今后五年的规划：
1）继续支持亚非语言与相关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推出在学界有影响力的教学科研成果。
2）推动语言接触研究，对亚非语言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关系进行梳理，重点发展周边国家语言与汉语的互动关系研究，完成《汉语泰语关系词历史层次分析》、《汉语越南语关系词历史层次分析》两项研究，同时启动语言区域性研究的课题。
3）依托北大其他相关学科和本学科“古代东方文明”方向的研究指导力量及本学科的语言优势，推动亚非其他语种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以期进一步提升对周边国家语言研究的力度和深度。
（二）亚非（东方）文学研究
亚非（东方）文学是本学科的传统研究方向，并在国内学界具有领先优势。在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出版了《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作品选》和《东方文学词典》等系列教材，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的研究人才。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研究以翻译和研究东方各国文学原典为基础，专攻文学史描述和文学作品分析，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方向由侧重于东方文学翻译和国别文学史的研究转型为东方文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探索亚非（东方）文学的共同性和内在的整体性，并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增加了东方民间文学和东方比较文学方向，努力以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的整体优势体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方向的特色。
本学科的东方文学研究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本研究方向今后五年规划：
1．重修东方文学史，建设现当代东方文学数据库
在重修东方文学史的同时，关注现当代东方各国文学数据库的建设，将用新的研究手段建设现当代东方文学数据库和东方各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
东方文学史包括整体的东方文学史和东方各国的国别文学史。本学科的部分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卓尔不凡的研究成果，并在我国的东方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界有重大的学术影响，如：《朝鲜文学史》、《波斯文学史》、《印度尼西亚文学史》、《蒙古国现代文学》等，反映了本学科的东方文学史研究水平，也为本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奠定了基础。今后五年，本方向将编写完成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简明东方文学史》，同时继续完成《泰国文学史》、《越南文学史》、《喀尔喀蒙古古代文学史》等国别文学史以及《古代近东教谕文学研究》、《古代波斯诗歌》等东方文学专题研究和亚非国家现代作家个案研究著作。
东方文学的翻译是东方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本方向的基石。本学科教师翻译出版的“波斯文库”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领域有广泛影响。本学科将继续发挥各语种的语言优势，加强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与研究，为我国亚非文学的研究提供权威的学术文本，供相关学者展开深入研究。今后五年中，拟完成教育部重大课题“东南亚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出版《欧玛尔·海亚姆四行诗英、中、日文合译本》等经典作品的中译本。
现当代东方文学数据库以时间为线索，系统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方各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介绍和简要评述主要作家、作品、评论、学术专著、文学刊物、文学网站和文学机构以及重要文学奖项、文学事件和重要文学活动等，以展示东方各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现当代东方文学数据库为开放系统，可以不断补充和丰富数据资料，并利用超文本的开放性和扩展性，建立大量的链结，使得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人士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东方现当代文学的现状，并全面提供东方各国文学活动动态和文学研究前沿信息，建设东方现当代文学数据库网络平台。在网络数据库的基础上完成《东方现当代作家辞典》和《东方现当代文学作品辞典》。
2．东方民间文学研究
东方民间文学是本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相关研究比较薄弱，需要培养本领域的专门教学研究人才。研究东方民间文学，首先应着力于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和它们之间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趋同性。其目的是在描述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研究或比较研究等方法，探索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趋同性，从而建构超越一国民间文学的东方民间文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有菲律宾的“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唱述”、“伊夫高族群的呼德呼德圣歌”，柬埔寨的“斯贝克托姆——高棉皮影戏”，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韩国的“板索里说唱”，中亚吉尔吉斯坦的《玛纳斯》史诗、雅库特的“奥龙库——英雄史诗”，蒙古的“长调民歌”等等，这说明东方民间文学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对正确认识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对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方向人员已编译出版的《东方神话传说》八卷本和《东方民间故事精品评注丛书》15册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东方民间文学的重要学术资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四卷本《东方民间文学概论》是国内东方民间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填补空白的概论性著作。
今后五年，本方向将完成以下课题和出版如下著作：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项目《东方民间文学教程》；“东方民间文学丛书”15本，包括《古代两河流域民间文学》、《古代希伯莱民间文学》、《伊朗民间文学》、《泰国民间文学》、《越南民间文学》、《缅甸民间文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民间文学》、《菲律宾民间文学》、《朝鲜民间文学》和《蒙古民间文学》等。同时推出一批东方民间文学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中有《菲律宾洪水神话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文化地图》、《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等专题研究著作，及一些在亚非国家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后写出的研究著作，如：《菲律宾芒扬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表演艺术》等。这些成果将成为今后东方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在文本研究和田野作业方面的范本。
3．东方比较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兴学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蓬勃发展，但在研究格局上侧重于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研究，东方各国与中国文学的比较、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一直是该学科的薄弱环节。强调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用区域性文学比较和综合研究的视角改变以往东方各国国别文学研究的单一模式，培育区域文学研究的学术团队，出亚非文学研究的高水平成果，必将推动我国的比较文学事业。本学科教师先后出版了《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等著作，在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召开了“东方学与东方文学国际研讨会”、“东方文学比较研究讨论会”、“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讨论会”和“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今后五年内，本方向将完成教育部重大项目《〈三国演义〉在东方各国的流传和影响》、教育部项目《蒙古人西征与东西方文学交流和文化对话》、《文学翻译本土化——达木丁·苏伦比较文学思想研究》等课题，并出版《中韩文学交流史》、《中国与伊朗文学交流史》、《中韩古代文学比较》和《中国和越南古代文学比较》等研究成果。
（三）亚非历史文化研究
1．古代东方文明研究：
本方向是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新兴方向，20世纪90年代在北大创立，现已在国际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本方向的研究和教学涵盖古代东方文明的几个主要方面，具体包括亚述学、赫梯学、犹太学以及古代近东艺术。亚述学是一门研究以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为中心的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学科。本领域研究人员承担了多项国家和部委的课题，如国家社科项目“西亚的考古历史与前景”，教育部项目“中国、西亚、埃及古文字比较研究——兼论文字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和科技部的“文明探源工程”，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质量较高的论文，如“文字与文明——以楔形文字为例”等。赫梯学是研究古代印欧赫梯人语言、历史文化的一门学科，是古代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本领域研究人员发表了多篇赫梯学学术论文，出版了《赫梯条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续资助项目）等三部学术论著。犹太学是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科。本领域研究人员出版了专著《希伯莱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586年）》。
本方向的主要研究人员多在国外一流大学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掌握数种古代语言文字，以研究古代典籍为本，兼及历史文化与其他，同时掌握数门现代语言，研究成果符合国际范例，具有国际水准，并且越来越多地用外文发表（英文、德文），有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
近年来，本方向的教师们密切关注国内外的学术动态，通过参加会议、访学、合作研究、邀请外国专家来校讲学等方式与20余所著名大学等相关院系或相关专业的教授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和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如德国波恩大学等）先后捐赠了多批学术图书和外文期刊，涵盖亚述学、赫梯学和犹太学以及埃及学等领域。研究所也是目前国内惟一收藏有珍贵泥版文书（德国教授赠送）的单位，并收藏了本领域的254盒缩微胶片，这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也是不多见的。
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尚缺少年轻的后备力量； 2）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合作还需加强。
今后五年的规划：
1）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其他主要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教育部重大项目“古代近东教谕文学研究”。2）出版《亚述学导论》和《中国、西亚、埃及古文字比较研究》和《赫梯文献选译》等专著和译著。3）引进一名具有埃及学博士学位的教师。4）进一步加强同欧美国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科研立项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邀请专家前来讲学，派学生出国进修或搜集资料。5）加强古代语言的教学工作，在条件许可下，纳入全校本科的教学体系，促使古代语言的教学和研究与欧美一流大学的体制接轨。
2．中外文化交流与区域研究：
中国与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是本学科的传统关注重点，亚非各国国情一直是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关系是在国情研究基础上对应用性知识的延伸，本分向已出版一下专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印度的罗摩故事和东南亚文学》、《波斯拉施特研究与文本翻译》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提高语言教学研究水平，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知识层次具有必可替代的重要性。
今后五年的规划：
1）进一步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培养该方向高层次的研究人才，深化研究层次，扩大研究范围，开拓研究视野，挖掘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经验，为有关部门提供相关决策的参考资料。
2）开展区域研究，关注相关国家地区的文化共同性，开展文化区域的综合研究。鼓励跨专业、跨学科和跨地区的合作研究。出版《东南亚各国宗教与社会》一书。
3）继续开展华人问题研究。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分布最多的地区，本学科将从文化角度继续加以关注，并力争出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4）加强中国对外文化软实力发展策略研究，力争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突破，在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方面作出实证性研究。
三．人才培养
本学科涵盖亚洲主要地区的古代和现代语言的语言教学，这些语言是研究东北亚、东南亚、西北亚诸多地区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哲学、考古等的必备工具；本学科点还包括古代东方文明、东南亚学、伊朗学、蒙古学、希伯莱学、中亚学等诸多学科，与阿拉伯学、汉学等学科也有密切关系，一向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中的强项之一，也是国内东方学研究的重镇。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东南亚、东北亚、西北亚和中亚地区的宗教、军事冲突的日益加剧，经济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对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因此本学科点在保持对东方古代和现代语言文化研究优势的同时，正进一步加强对当代现状问题的研究，以适应我国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国家对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毕业生尤其是这一学科领域里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为此，本学科为国家培养了数百名高级研究人才和驻亚非国家的大使、参赞等高级外交人员。可以说，目前国内大多数相关的教学科研单位大多是本学科的毕业生去开拓建立的，一些相同学科的不少骨干力量，都曾在本学科点接受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如在职教师培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等。今后我们的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点有责任和义务向全国相关的教学科研单位、向我国的政府部门输送更多的高质量的人才。
半个多世纪以来，本学科已经从早期单纯的亚非语言教学发展成为今天的东方多国文化研究的综合学科，已经在最初的从西方大学移植过来的人文学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成长为中国东方学学者同东方多数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学术领域。 教师们深知，通过对东方多元文化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增进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平等对话，使世界各民族之间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普世性和一致性，才能奠定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的共同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上的文明冲突、宗教冲突，实现世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共同繁荣。因此，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点的教师们任重道远。
本学科具有成熟的学科建设理念和发展思路，重视教学科研互动、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协调的发展原则，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教学型向教学科研型的转变，所取得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已在国内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辐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本学科的发展出发，在今后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1）积极引进具有亚非语言背景的高质量语言学教学科研人才，充实语言学研究队伍。
2）争取引进亚非（东方）比较文学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充实文学研究队伍。
3）古代东方文明方向目前人数少而精，有必要增加高素质的后备研究人员。
4）其他方向需要稳定研究队伍，积极争取对外合作，深入开展研究。
5）进一步加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四．学术交流
与国内学者和科研机构交流和合作是本学科的一贯传统，被视之为本学科学术研究和发展的生命力。长期以来，本学科与国内学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为国内学界提供交流的平台和学术对话的机会。2001－2006年间举办了各类国内学术会议11次，如“古代文明的相互交融”、“东南亚宗教文化研究”、“第四届波斯语言文学”、“东南亚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的继承与创新”、“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和“希伯莱语圣经创世记”等学术研讨会。今后应该争取更多的对外交流机会，尤其多鼓励本学科师生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型的高水平学者。改变与对象国学术界双边交流的现状，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学者的合作与交流。这些方面，有些方向和个人已经做出了有效的尝试，希望在学校和学科层面得到更多的支持，推动本学科的学术成果走向世界。
2001年至2006年，本学科教师在国际会议上作特邀报告34人次，共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10次，如：“全球化时代的中泰关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来自古代近东的启示”、“经典解读达·纳楚克道尔基”、“泰语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东方文学与文化：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第一届国际朝鲜（韩国）语教学研讨会”、“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等，吸引来自美国、韩国、蒙古、泰国、日本和印尼的著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涉及语言教学、国外作家作品、古代东方文明和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通过这些研讨会，国内外学者交流了最新的科研成果，推动了亚非语言文学比较研究和语言教学等领域的深层次研究，扩大了本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本着“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本学科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国外学者来做学术讲座；积极建立与国外教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每年都有中青年教师被选派到国外进行交流和学习。2001－2003年，有3人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4人在对象国著名大学进修。目前，两名青年教师分别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和以色列海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近年来利用“北京论坛”搭建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开阔了师生的国际视野。
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本学科师生获得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营造了本学科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术环境，为本学科的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今后，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提升学术队伍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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