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蝗虫歌”之后焦虑的香港正在纠偏

[导读]以“蝗虫”侮辱内地同胞绝不可接受，但其背后香港市民的焦虑感也不容忽视。港陆落差、生存空间拥挤、公共服务滞后，在本土主义感染下被简化为对内地人的指责。所幸有责任感及有识之士正在纠偏。

编者按：以“蝗虫”侮辱内地同胞绝不可接受，但其背后香港市民的焦虑感也不容忽视。港陆落差、生存空间拥挤、公共服务滞后，在极端本土主义感染下被简化为对内地人的指责。所幸理性声音不绝，有责任感及有识之士正在纠偏。香港人正迈出走向理性的第一步，内地应借鉴——若再遇“蝗虫歌”围攻，内地客们不妨深情款款对唱一曲“东方之珠”。



2月20日，旺角，尽管“反内地”仍时有风潮，但街头内地客与香港人混杂，其实无从分辨。香港市民与内地客之间的隔阂，更多来源于双方的互不了解甚至误解。
寒流仍眷恋着香港，2012年2月9日晚，在商业中心旺角，气温已降到10摄氏度以下，但岭南大学一年级学生余炜彬脱得只剩下一件短袖。他和伙伴们轮流站在一个铝梯顶上向汹涌的人潮高呼：“我必须告诉你们，不要被种族主义的谎言欺骗。”
在他身后，一幅媒体广告被重重地打上了红叉。它刊登于2月1日的香港某报，画中一只巨大的“蝗虫”正伏在狮子山顶贪婪地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愤怒是：内地的双非孕妇和自由行游客已在如害虫般入侵和掠夺他们的家园，对此，“香港人，忍够了”。
这极具煽动性的控诉挑动了很多市民的情绪，并迅速卷积成整个城市的心情。在部分港媒和互联网，激进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对内地人的口诛笔伐并痛惜“这个城市正在死亡”。
但也有例外。在余炜彬和伙伴们抗议香港正陷入种族主义泥潭的晚上，有近600名港人签名表示支持。在旺角这可能还不如一个牛杂店5分钟的人流量。但信心仍互相传递于这群瑟瑟发抖的年轻人之间。“只要还有一个人能被说服，这个社会就还有理性。”余说。
在2012年的香港，理性确实显得尤为珍贵。元旦过后，整个市民社会就在一连串偶然事件中陷入了焦虑和不安，1月，“D&G拍照事件”、“双非孕妇”和“游客地铁进食”接连激发陆港两地民间情绪对立；两周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发表“部分香港人是狗”的报复性言论，反讽性“蝗虫”广告针锋相对地刊登；2月3日，7名愤怒的香港青年上街唱“蝗虫歌”围攻内地游客。
“愤怒和谩骂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余说，“在香港，很多年轻人正在失去希望，但他们却习惯于找替罪羔羊而忽视了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至少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仍美轮美奂，社会各界也都为即将到来的回归15周年庆典而忙碌。这15年间，陆港两地互利合作，但在民间层面，相互认同之路却走到了一个需要探讨和找回“理性”的路口。在积聚已久的“焦虑感”猛然爆发之后，知识界、传媒、政界和年轻人中富有责任感的一部分，正在努力推动香港向“理性”一边迈出第一步——尽管他们都承认，这并不容易。
香港反内地游行队伍中，多见“蝗虫”标牌。香港知识界、传媒界对这种歧视性言行已多有质疑与批评。
自由港里的幽灵

即使隔着初春的雾霭，从夜晚的维多利亚港环望香港，仍不无璀璨梦幻之感。这里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值得自豪的城市，有廉洁的政府、自由的经济和完善的法制，因而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如今，在映如白昼的中环，百年前康有为的感叹犹然在耳：宮室瑰丽，道路整洁，巡捕严密，为法度之地。
“这是我们热爱的城市，现在却困难重重。”晚上10时，余炜彬结束了抗议，在寒风中忍受着辘辘饥肠。他是香港“反种族主义青年”的成员，这是一群2月初因不满香港的排外主义而走在一起的本土青年。“关键是人们的观念，它已有了危险的倾向。”余说。
香港最近一次本土“保卫战”发生在2011年夏天，全港超过30个团体大游行反对外佣居港权。这些半个世纪前移民的后代认为，多达40万的外佣及其家属将压垮这个逼仄的小岛。而同年，这样的矛头也指向了内地新移民，原因是政府也准备给他们发6000元港币福利。
香港电台主持人吴志森在评论文章中用了这样的开头：“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香港上空徘徊。”
他的回忆更为深远，想起了1999年香港某官员关于167万港人内地子女“踩沉”香港和“每人冲一次厕所就会搞垮全城排污系统”的“恐吓”，这成了日后十余年港人对外来移民恐惧和噩梦的起点。
到了21世纪，这个“幽灵”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而壮大。2004年后，一个原本是IT论坛的“高登”讨论区成为了这样的滋养地。年轻人放弃对数码产品的热爱，转为激烈的情绪发泄和政治谩骂。同时，它是2008年香港艳照门的首发地，也是此次“蝗虫广告”的筹资平台。
“蝗虫论”让香港的龙年春节蒙上阴影，由此引发的争论更波及整个华人社会。西方媒体则用了这样的标题：“内地中国人和香港中国人互相厌恶。”
“民粹就喜欢简单化，”香港学者梁文道 (微博)说，“好像把这一切复杂的东西简单地归结为有一种内地人叫蝗虫，把他们赶走，我们就好了。这是一种非常简化的做法，只能宣泄情绪，无利于解决问题。”
2012年2月1日，看到报纸登出蝗虫广告的那一刻，余炜彬就觉得“要出事了”。当天晚上，经他发起和倡议，香港“反种族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加入者超过100名。“我们必须和种族主义者们争取那些游离的中间市民。”另一位成员阿Jack说，“他们容易被煽动，也容易被说服。”两天后的2月3日，“反种族主义青年”举行了首次抗议活动。这是一次孤独的游行，只有15个人响应，他们烧掉了印有歧视广告的报纸，提出“增建公立医院及增聘人手，投放更多资源到公共服务上”等主张。
“我们想告诉人们的是，在一个国家里，每个公民的出入境自由都要得到尊重和保护。”余炜彬说，“而且，香港的问题不在于外来人，而在于政府施政的滞后和财富分配的不公。”
极端者的理由

香港作为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历史悠久，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95%的华人和5%的少数族裔和平相处，共铸繁华。其中被《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的重庆大厦就是最好的例证。2012年2月10日，在尖沙咀这幢住着120多个国家的居民的旧式大楼里，香港人的胸怀得到普遍的赞誉。“我在这里很自由，很快乐。”印度人辛格摊着双手说。
但2003年之后，情况却悄悄发生着变化。这一年，为消除SARS对香港经济的拖累，中国开通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这一年，中国GDP达到1.4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七；而CEPA的签订也加快了内地与港澳的经贸交流与合作。8年后，内地每年访港人数飙升至2810万人，为香港人口总数的4倍。
这让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的香港不堪重负。交通则首当其冲，在地铁，年轻白领们抱怨平均每天要等3列车才挤得进去，不断加开的双层巴士则将更多乌黑的废气送进人们的呼吸道。过去一年，单就空气污染已令香港造成20亿港元的经济损失。
赴港产子所制造的矛盾则更为绵长。2001年“庄丰源案”的胜诉为“双非儿童”（父母双方均无香港居留权）的留港之路提供了法理依据。到最高峰的2009年，香港每年的新生婴儿中，“双非”已几乎近半。而在这些不惜远赴千里勇闯边关的内地父母看来，香港福利更好，教育条件更优，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IT工程师阿Bill回忆两年前的一幕仍惊诧不已。那天下午，他陪妻子来此做产检，但产房一片混乱，医生们呼啸而出，留下后面一个绝望的准父亲。后来他从护工那了解到，一个内地产妇冲“急诊”，已经破了羊水，只得中断其他手术救人。每年，通过这样的非正常途径获得居港权的“双非儿童”超过1000个。
起初，阿Bill以为他遭遇的只是一个小概率的意外，但当儿子出生后，他才感觉到深深的无助——这个城市甚至开始缺奶粉。内地奶业危机引发了奶粉抢购潮，很多港人也被迫加入这个行业，任由狭小的住处和办公室堆满了瓶瓶罐罐。
然而，由自由行所激发的商业能量也在改变着这个城市。它抹平了数次危机给香港造成的重创，并将失业率逆市降至历史最低点。在尖沙咀广东道，名店林立，光芒四射，很多内地客潇洒地穿行其间，普通话是最尊贵的语言。一个夸张的评论认为：这里已经不是香港人去的地方了。
“这个城市正在变得陌生。”2月10日晚，在与广东道名店街相邻的海傍路，25岁的陈英杰一边吃着“碗仔翅”，一边打量着密密匝匝的城市上空。迷人的香气里充满了成长的味道，他指着远处一个个佝偻在横街窄巷里的书店和小摊档说：“它们也快要消失了吧？”
这个好学的香港人无奈地看着极端消费主义正蚕食着这个城市。大约两年前，他爱去的那几家书店开始减少书架体积而换上奶粉，廉价超市让位给药店和金行，房价高得离奇，而商家对内地游客那阿谀奉承的嘴脸也让本地人如鲠在喉。
2012年2月1日，铜锣湾时代广场UA影院因无法承担天价租金而结业，成了香港人18年集体记忆的终结。这个曾明星荟萃的时尚之地在售完最后一批18港元的电影票后，让位给一家超大型的LV，相传每月租金高达2000万港元。这给香港人带来的冲击是：在东方好莱坞，连最强大的影院都退场了，那这个城市还有什么不能失去呢？
这些变化无一例外地被香港人视作自由行的副产品。部分内地人的富裕和高调让港人吃惊。在一段被香港市民录下的视频里，一个与店员发生口角的内地女游客指着一个数万元的名包说：“我能买10个。”而许多香港人越发相信，内地消费者是整个城市物价飞涨的罪魁祸首，而更糟糕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却没有表现出与富裕程度相匹配的文明。
“我们的城市正在变成一个采购集散场和一个名为‘今天香港’的景点。”中学生阿伦说。他爱去迪士尼公园，但发现这里越来越像一个热闹的集市，人们不排队，大声说话，随地吐痰。“那一刻，我反倒觉得我才是客人。”
2012年1月9日，名店“D&G”保安驱赶了一位想在此拍照的香港人，并称“只供内地游客留影”。此言行最终招致千人围攻。“这让我联想起殖民时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一位游行者说。
不讲道理的香港，还值得捍卫吗

2月11日晚，余炜彬和他的“反种族主义青年”在铜锣湾进行了第二次街头抗议，这一次他们获得了市民三千多元港币的支持。“我们将用来劝告更多的人，放下偏见和仇恨。”
自由演讲阶段，一个外国人用发音尚可的中文说：“我在北京和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两个地方的中国人我都喜欢，我希望你们也能不分彼此。”这一次，他获得了最高分贝的掌声。
更多理性的声音也在以不同的渠道传播。“蝗虫”广告之后，《明报》登载导演张坚庭文章称：“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
Facebook上一则广为流传的帖子则反问：“如果现在涌港产子争取居留权的内地人要被指责为蝗虫，那么当年为了更安稳生活而涌去国外产子争取居留权的港人岂不是第一代蝗虫？”
演员黄秋生干脆反复在微博上喊话：“大家不要再香港人大陆人吵个不停，正中了孔××的奸计”；“以我认识的内地人大陆人，孔××的言论绝不能代表他们”。
但这样的声音并非全受欢迎，例如余炜彬们，有人通过电话或互联网骂他们为“港奸”和“反骨仔”（见义忘利之徒），并扬言要以暴力相待。在一次公开论坛上，反对者们用长时间的嘘声迎接了他。
“当理性变成贬义词，当冷静的对话也变得不可能时，这个社会正在变得可怕。”另一位头顶“港奸”称号的专栏作家梁启智博士说。这些天，他同样因为呼吁港人冷静而被喝倒彩。
他的妻子也是内地人，一位来自上海的港大在读博士。近日途经一个特首初选投票点时，因看不惯某组织义工滋扰选民而上前阻挠，结果遭到指骂：“你乡音未改，是蝗虫。”
梁启智很震惊，他深切怀念往昔熟悉的香港。在一篇评论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容不下讲道理的香港，还值得我们去捍卫吗？”
“捍卫”一直是近些年来在香港青年群体最具号召力的字眼，由此派生出各式各样的本土意识和行动。“从本质上说，蝗虫事件就是极端本土意识的无限放大。”一位学者说。
香港的本土意识萌发于几次深重的危机，横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9·11”的牵连效应、2003年SARS和2008年金融海啸。在SARS肆虐的时候，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这样坦陈：“香港经济正处于战后罕有的困难时期。”
香港的过去总是充满乐观，从未经历过哪怕一次的经济衰退。1990年代初期香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超越了宗主国英国，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充满了空前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内地的崛起和陆港差距的缩小，陷入经济低潮的香港人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们曾引以为豪的“北进精神”变得暗淡，悲观思想和保守主义兴起。
2011年，一本名为《香港城邦论》的政论集成为畅销书。它的主要观点是：面对日渐崛起的内地，香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强化自身特质，保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独特和纯正。这非常迎合当下香港人的口味，作者陈云一度被视作激进青年的理论导师。
但在陆港冲突愈烈的现在，陈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坚称：“这并非我的愿望和动机。”
无论如何，年轻人被激发起来了。2007年保护皇后码头行动是首次亮相。此后，“本土行动”分化成“80后反高铁”、“土地正义联盟”和“保护菜园村”等分支。尤其是2010年的反高铁行动更引发了回归以来“最严重的官民对立”。官方的用意是通过广深港高铁加快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并且带来源源不断的游客，民间的立场则刚好相反，他们惧怕这会成为香港经济的又一个“失血”通道。
而最新掀起的反“内地入港自驾游”则更多聚焦在道德层面。“人们害怕‘我爸是李刚’和‘小悦悦事件’会在香港上演。”前“本土行动”成员、反自驾人士陈景辉说。
现在，“蝗虫事件”的一个伴生效应是让部分港人开始思考：我们该捍卫香港的什么？是物理空间上的家园，还是这个城市的核心价值？在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看来，“蝗虫”一说，看似护城，实则毁城。“这种方式本身就不文明，是在破坏香港长久以来宽容、多元的核心价值。”
这个问题也成为香港媒体人闾丘露薇和老朋友梁文道一次聚会时讨论的内容。他们认为，“长久以来，无论是在‘高登’，还是香港本土力量，还是举着旗号游行的市民和媒体，这个问题一直都被忽略了。”
香港有媒体登出“蝗虫”广告，内地网友却系列推出各城市“欢迎您”广告。要消弭港陆两地民间对立情绪，这样宽容、理解和善意的态度恰是正途。
功课未完成

2月13日，一位内地母亲通过互联网向香港市民说出了心声，并勾起了香港移民史上一段惨痛的往事——“我不是从一个母亲，而是从社会角度而言，如果双非婴童中出现乔布斯一样的人物，他会不会像那个叫林婕的女孩一样最后被逼上绝路呢？”
林婕是一位从福建来港的内地女孩。在饱受了7年的歧视、冷漠和排斥后，1999年12月，她从自家窗户跳下。事后，时任香港教署署长的罗范椒芬深感羞愧，在给全港校长及教师的电子邮件中，她写道：“香港是不少内地同胞‘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林婕笔下的香港却是冷漠得令人心寒……”
12年后，陆港之间一场升级的族群对立让人再次想起了这个遥远的往事。香港作家陈冠中劝诫港人，应将矛头指向政府而非外来人，因为政府享受了城市开放带来的好处，却疏于尽改善本已捉襟见肘的公共服务的义务。
这位60岁、生于上海的香港文化领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感慨万千，“我们这一代香港人有一份未完成的‘功课’，那就是爱国和民主”。前者意为国民身份认同，后者则是对公共事务的充分参与。而陈冠中预测，这个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
但香港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远远不止这些。产业空心化、金融与服务业比例过高等症结都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而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也越发严重——在香港，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由1971年的0.43升至2006年的0.533，是最糟糕的发达地区之一。
但很少人注意，这些表象相当部分是殖民时期的遗留。恶果从198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过度重视地产和金融就已种下。整整10年，香港在泡沫中异常繁荣，制造业倾泻性北上。到1990年代，超过70%的香港工厂迁往内地，结构性失业开始出现，财富分化也进一步加剧，由此造成的高生产成本、高物价、高通胀成为后来香港经济复苏挥之不去的桎梏。
“在香港现存的很多问题中，地产霸权、通胀和阶层对立等都在威胁着新一代年轻人。”“反种族主义青年”成员阿Jack说，“和上一辈相比，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正在丧失，年轻人的未来变得黯淡，他们变得敏感易怒，把眼前的困惑粗暴地简单化。”
有立法会议员则呼吁，香港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医疗、房屋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是时候破除垄断，让香港重新变成一个有竞争和有限制的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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