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二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编者注：应是北京东城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三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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