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本身是一种责任。一旦对婚姻不负责任或者想推卸责任的时候，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日本新华侨报网近日刊文披露了一位北京女性在日本血染的情感苦旅。
她，原是北京一家艺术团体的古筝演奏员。她说自己明显地感觉到社会变了，单位里有能耐的人，要么是远走出国，要么是跳槽改行。她常常暗自思量，觉得自己也应该想想办法了。还有，她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也不满意，但看看幼小可爱的女儿，又不忍心离婚。走吧，到外国去，也许会闯出一条新的道路。说来也简单，这就是她当时出国的动机。
琢磨一下家里，亲戚里边没有沾“洋”字边的。环顾一下四周，她想到了邻居大妈家里的兄妹俩。听说，他们到日本后都和日本人结婚了，为何不拜托他们呢？多年的老邻居了，她还把这对兄妹当中的哥哥称为“三哥”呢，求“三哥”帮帮忙吧。
“远亲不如近邻”。她觉得至少在办理出国手续这件事情上，中国这句俗话是蛮有道理的。她给“三哥”去信后， “三哥”不仅答应下来，而且很快就把手续办下来。那年1月，她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成田机场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置身于异国他乡了。
一个半月以后，她和“三哥”同居了。是一种报答吗？她说不是。“三哥”已经和她说实话了，虽然和一位日本女性结婚了，但“妻子”住在横浜，“三哥”仍住在东京。每年更换新的签证的时候，“三哥”要向“妻子”支付60万日元，除此以外，两个人没有什么来往。真的？！她在内心中有点可怜“三哥”，而男女之间的感情，有时就是从怜悯开始产生的。于是，她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谁让这是在国外呢！？
好景不长，她自己在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三哥”却没有工作，整天泡在“弹子房”内，赢钱的时候不少，输钱的时候更多。有时，她去“弹子房”内劝劝，“三哥”反而自己动手，拿出她的钱包再“投资”，做新的一轮拼搏。
她为自己的感情“投资”后悔了。她觉得这样和“三哥”住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据她说，她和“三哥”来了个 “好说好商量”。自己在赤羽找到一家烧肉店打工，然后搬进了那家店里的宿舍。
她说：在国外管不了那么多，大家都是“抗战夫妻”，合得来就可以住在一起。然而，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
和“三哥”分手，意味她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但是，由于她已经成为了“黑户口”，所以这条新的道路走得非常艰难。
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后来又从烧肉店的宿舍里搬了出来。一天，她在电车上心脏病突发，脸色煞白，汗珠大滴大滴地往下淌。这时，身旁的日本人都无动于衷，个个都装做看不见的样子，倒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小伙子出面把她送到医院。在最危急的时候帮助了她。
她从病床上醒来，看着守护在旁边的这位小伙子，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离开国土的人，都怕孤独，怕患病，更怕患病后的孤独。此刻，不管是谁，只要他伸出一双温暖的手，她都会扑向他的怀抱。
她又和这个小伙子同居了。她没有问他住在哪里，只知道他也是“黑户口”。天涯沦落，同病相怜。事后，她知道小伙子还有一个女朋友，但她也不愿意和小伙子分离，宁肯承受小伙子这边住几天那边住几天带来的精神痛苦。痛苦之极，她就把盏自饮，醉后大哭，弹上一曲悲惋哀伤的古筝曲……
冤家路窄。一天，她和小伙子在新宿一家弹子房玩的时候，偏偏碰上了“三哥”。
“三哥”脸色骤变，把她叫到一边，说：“我16岁就在社会上混，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怎么跟中国人混？真没出息！要跟就跟日本人，还可以搞到点钱！你现在要是爱得死去活来，我就不管你。不过，下次别让我看见他！再让我看见了他，我就让你鸡飞蛋打！”
她心里想，我一不是你老婆，二不是你妹妹，凭什么要受你管呢？她还有一种看法，在国外大家都是单身，谁喜欢谁，就可以一起住。反正是“抗战夫妻”，“抗战”一结束就各奔东西。
“三哥”却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人间世道，男女情怀，处理得当成亲友；处理不当，则会反目为仇，乃至血刃相见。这或许也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
“三哥”敢于拔刀相见，固然有情场受挫的原因；她自己“黑户口”的身份，又何尝不是这场血案的原因之一？
她记得那天是上午9点钟左右。“三哥”突然打来电话：“我现在就在楼下。我要和那个孩子说两句话，跟你没有关系。你开开门，你别说话。”
她打开门后，才发现情况不妙。“三哥”的手中竟然拿着一把匕首。她算得上是勇敢的女性，主动迎上前去，“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不要伤害他。”说罢，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小伙子。“三哥”并不多说什么，狠狠地扬手挥刀一下，她的左面颊立刻血如泉涌。接着，“三哥”又使劲抡上一个巴掌。
眼看着捂在她脸上的白色毛巾被鲜血染红，眼看着她跪在地上苦苦央求，“三哥”对那个小伙子发话了：“我养了她 3年，你拿出300万日元来。拿出来，你们就平平安安过日子；不拿出来，老子这刀不认人！”
她哭着央求“三哥”，告诉他现在没有钱，告诉他以往借给他的150万日元不再要了。“不行，”三哥蛮横地说： “没钱把银行卡交出来，把密码说出来！”在暴力面前，人是软弱的。
他们两个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三哥”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钱，我一会儿就取，先花着，过两三天我还来”。临走，“三哥”晃晃手中的匕首，又把那个小伙子手腕上戴的价值20万日元的“雷达”手表“要”了过去。
怎么办？因为两个人都是“黑户口”，谁也不敢去找警察报案。她急着找朋友，急着按照朋友的建议，找《日本新华侨报》社。当笔者在下午3点钟赶到她的住宅时，只见浅绿色图案的地毯上有一滩滩血迹。她脸上刀口处还在往外淌血……
先给银行打电话“挂失”吧。通过104号查询台，一个电话拨向三菱银行中野支店，一个电话拨向东日本银行新宿支店。遗憾的是，两个人都说不出自己的“口座番号”。银行方面的回答是：在挂失的时候，不仅仅要说出自己的姓名、银行卡的密码，还要说出“通账”上面的号码。否则，银行无法核对。
接着，两个人去了医院。遇到突发事故或者事件而受伤时，无论如何要立即去医院。医生的诊断书是日后处理问题的凭据。实在没有钱的话，可以到医院诊断后，仅仅支付治疗费和诊断费。医生开出药方后，患者可以不领取，也就不必支付药费。通过亲身“实践”，他们两个人才明白日本的医院中有这样的名堂。
当他们的委托人到东中野车站的警察“执勤岗”(日文称为“交番”)说明情况时，警察冷漠地做出了这样的答复：遇到伤害事件，被害者要出面报案；被害者不出面，警察就无法出动。“黑户口”还想在日本继续劳动挣钱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按照规定，他们来报案后，我们要把犯人抓起来，也要把他们收容起来。他们如果看重自己的生命，就应该来报案；他们如果看重日本的金钱，就可以不报案。
应该说，这位警察的回答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这不正是“黑户口”的致命弱点吗？如果仅仅凭此，“黑户口”的生命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日本还能算得上是一个法治国家吗？
邪恶，往往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当你拿起法律的武器时，就会感觉到正义的力量。
她，踌躇万分，犹豫不定。往北京打国际长途电话，家里的亲属劝她忍下来，这样可以再挣一些钱；自己算计一下，150万日元已经被“借”走，银行卡里的38万日元也被抢走，这样身无分文，怎么回国见人呢？算了，还是不报案了。谁料，“三哥”在当天深夜又来电话了，得意洋洋地说：“钱已经都从银行里取出来了。我先花着，花完了再找你。”看看身边的小伙子，被惊吓得睡觉时不敢脱衣服，夜里发高烧，她又觉得必须报案了。
有没有一个既可以惩罚凶手又可以保护自己的办法呢？第二天，她的委托人再次通过104号查询台，查到东京入国管理局第一警备课的电话号码。情况说明后，对方做了这样的回答：这里只管处理“黑户口”的问题。现在她的情况属于伤害事件。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打电话给 “110”，警察会去处理的。
明白了，日本警察也是“铁路的警察——各管一段”。入管局的警察不管治安；治安警察在一般情况下不管“黑户口”的事情。当“110”的电话拔通后，警方表示非常重视。原宿警察署立即派警察来了解事件的经过。很快，原宿警察署负责处理外国人犯罪的“责任人”打来电话：“事件不是发生在原宿警察署管辖区域内。但是，我非常理解“黑户口”的处境，他们许多人受害后不敢向警察报案。你还是要劝说她，让她拿出勇气报案。 “黑户口”报案后也可以不被收容送还。我告诉你们中野警察署的电话号码。
得到这个消息后，她的委托人又拨通了中野警察署的电话。刑事课的警察在听取了情况介绍后问：“她已经不法滞留多长时间了？”“一年零三个月。”“告诉她，我们不会收容她。让她大胆来报案。”
就这样，她才知道日本警察并不是见到“黑户口”就要收容或者逮捕的。这一天上午，她鼓足勇气，到中野警察署报案了。
“三哥”还在得意，不时地打来电话，近乎疯狂地叫嚷：“我早就告诉过你，别惹中国人，更别惹我这号的人。我现在给你破了(脸)盘儿，这不算完，我还要割他一只耳朵。这样你们俩正好配成一对，省得谁把谁甩了。少废话，把钱准备好，我还要去！”但是，“三哥”失算了。次日的清晨，当“三哥”还处在睡梦中的时候，日本警察破门而入，一副冰凉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
她听到这个消息后，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说：“这次我才知道日本警察真不简单。”不久，她又搬家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笔者能够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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