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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抗战纪录片:穿越1945


编者按: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制作纪录片《穿越1945》,带观众回顾八年抗战的关键战役,探索抗战历史的真相,并且藉由历史人物之间的纠葛,剖析美中两国在二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及其如何影响今日的美中台关系。纪录片带观众走进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和北京的人民抗战纪念馆,一同挖掘珍贵的史料。参与战争的老兵,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著名历史学者,以及战争英雄的后代,在影片中回忆战争时期的情景,表达真诚的情感。穿越1945,立足2015,这部影片努力呈现多元观点,并还原史实,以史为鉴,让今人避免重蹈覆辙。

第一章:飞虎队缘起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窗外风景很好啊。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1945年8月15日,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听见“梆、梆、梆、梆,日本人!”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那个“梆、梆”表示日本人已经进来了,我吓得马上跳起来。后来还有:“日本人投降了。”喔,那“梆梆梆”原来是日本投降了。那好,头发马上又下去了。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点,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抗战胜利演说。

蒋介石原音: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地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

郝柏村回忆得知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抗战胜利的时候,我在重庆。那天,所有的信号弹、所有的爆竹都放光了!委员长广播“以德报怨”的时候,他出来重庆街上的时候,我也站在里面,我站在那里看到了。

1945那年夏天,从重庆到纽约,美中两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打过二战的老兵,在美国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70年后,他们已从意气风发变成满头白发,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向这群“最伟大的世代”致敬。

(5/25/2015美国首都华盛顿阵亡将士纪念日大游行)

2015年,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国殇日大游行,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获邀出席,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架绘有青天白日的飞虎机,坐在花车上的陈鸿铨,回忆当年驾驶飞虎机作战的情景。

司仪现场音:下面出场的是95岁的陈鸿铨将军,他是前中华民国台湾空军副总司令,也是前飞虎队的成员,1943年加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在中国战区作战,陈鸿铨将军曾经击落两架日本飞机。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在昆明,老百姓在外边看到飞虎机上画的鲨鱼,但是中国人没有看见过鲨鱼,昆明哪里看得到鲨鱼?他们以为这画的是老虎,说这个是“飞虎”。所以“飞虎”这个名字是中国人、昆明人起的。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P-40太重了,日本零式机转半个圈子就转到我们后头去了。我想我不跟你纠缠,我用我的大马力、高速冲完了以后,用我的六挺点五零重机来打你。所以说叫Hit and Run“打了就跑、跑完了再回来”…利用加速度、重量…事实上,每一次空战我们都是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日本人一下子被我们打垮了。

(华盛顿杜勒斯机场)

陈鸿铨在杜勒斯机场看到老友李其深,两人打招呼。

前飞虎队员李其深:是陈将军呀!陈将军您好。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你也要去台北?

陈鸿铨和李其深这两位老飞虎,一见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板”陈纳德。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我们在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我们都叫他OLDMAN(老大),他是我们“BOSS”。BOSS(老板)说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相信,OLDMAN(老大)有脑筋。

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美军退役飞行员的身分来到中国。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说。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本来是说来中国帮忙训练空军三个月,没有想到一来就是八年十年的时间,就留了下来。

1943年秋天,18岁的陈香梅在昆明与陈纳德初次见面,当时她是中央社的记者,两人谱出一段战争中的恋曲。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一起,就是去报道他们的工作和贡献。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和他恋爱、和他结婚。那也是非常动人的回忆

二战结束70周年,适逢陈香梅90大寿,回首抗战岁月,陈香梅感触良多。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陈纳德很有正义感,尤其是看到中国抗战人民的苦难,他是非常感动的。

1937年的这趟中国之行,不但改变了陈纳德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战局,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

1937年6月3日,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宋美龄,在上海接见陈纳德,聘他为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陈纳德拍发电报给蒋介石,主动要求协助中国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月28日,日军对上海实施战略轰炸。美籍华裔战地记者王小亭拍摄的这张照片,震惊国际社会,成为二战的经典影像。

1939年5月3日,日军对重庆发动空袭,当时亲眼目睹重庆大轰炸惨烈景况的陈纳德,建构出一套预警系统,保卫中国的大后方。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当时我们没有警报系统,没有警报系统。陈纳德研究发布警报系统,在旗竿上,放一个球表示预备警报,放两个球就是空袭警报,放三个球是紧急警报,把球拿下来就表示解除警报。确实,这个系统建立以后,大家都晓得了,一看一个球,没有吃饭的赶紧吃饭。看到三个球,就不能吃饭了赶紧躲起来。

抗战初期,日军掌握绝对空中优势,陈纳德离开重庆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宋子文向美方提出“航空援华计划”。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签了一份行政命令,一个机密的行政命令,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然后可以在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就已经在经济和外交上采取行动支持中华民国。罗斯福批准成立美国志愿大队(飞虎队)。当时我们正在加强对日本实施严厉的制裁,在日益升高的压力下,日本认为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来突破这个压力。因此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我们不太可能看到美国卷入二战。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我们原来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四年。现在我们同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然后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其中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蒋宋美龄原音:我中国国民,正与诸君相同,不仅为吾人本身,且更为人类全体,希望有一较佳之世界

蒋宋美龄生前友人王冀:她(蒋夫人)讲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美国南方女人讲话是一般人最喜欢听的,很charming(迷人),很可爱。她(蒋夫人)等于是一个南方美人,长着一张中国脸。

蒋宋美龄原音:吾人弗许侵略主义重招其魔首,以威胁人类代代相传之最大宝物,即各民族所应享受生命、自由与康乐也。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蒋宋美龄的演说非常具有说服力。为美国与中国同盟以及美国对华援助阐述了充分的理由。

蒋宋美龄生前友人王冀:国民党想要一些飞机,美国没动静,一开始送了一批烂飞机去,蒋夫人来了以后,美国真的准备援助飞机了,来了几百架,中国开始有一点希望的感觉。她回去以后,第二年走之前,又到白宫去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被她感动了。

1943年3月1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批准创立由陈纳德担任司令的第十四航空军,并将陈纳德的飞机增加到500架。蒋介石称赞,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个陆军师。

陈纳德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到蒋宋美龄的印象–他说:“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陈纳德对蒋夫人非常敬爱,蒋夫人也跟他非常亲密,两个人的友情非常值得珍惜。

陈纳德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蒋宋美龄授予陈纳德上校的官阶。他原来离开美国到中国的时候只是上尉,但是蒋夫人说这样不行,他必须是上校。初次见面他们就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在陈纳德的回忆录中,他回忆那天,一开始他还以为蒋夫人是一位侍者,因为她就只是站在那里,特别的美丽,后来他发现她的英文非常好,他很惊讶,以为她是翻译,后来才知道她原来就是蒋夫人,陈纳德十分震惊,我想他们初次见面就立刻建立起了非常特别的感情。

飞虎队史研究者许剑虹:陈纳德希望帮助中国建设战后的现代化空军,所以他就将国军的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五战斗机大队,并入第14航空军的指挥体系里面,然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传授美式的作战技术,融入美式的指挥体系中,同时也使中华民国的空军成为全亚洲最亲美国的一个飞行单位,到今天这个传统也还没有改变,这是陈纳德很成功的一点。而且他在指挥混合团的时候,严格禁止种族歧视,不许有任何歧视。只要是低阶的美军看到高阶的中国人也要敬礼。

陈纳德遗孀陈香梅:陈纳德将军每一次看着队员们出去,他都等着他们回来。陈纳德将军对部下们都非常、非常地关心。

陈纳德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我的外祖父对人总是充满热情,他深爱中国人民,他的部下对他很重要。他在给我叔叔的家书中写到,他将这些飞行员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和他的每一个部下都建立了感情。他总是坐在那里焦急地等他们从战斗中平安完成任务回来,就像每一个父亲会做的那样。这就是他对他的飞行员们的情感。

飞虎队史研究者许剑虹:飞虎队创造了一个奇迹。乔无遏将军曾说,飞虎创造了奇迹,它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打仗。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在历史上可能都很难见到。

第二章:被遗忘的盟友

牛津大学历史教授芮纳米德(RANA MITTER):我是芮纳∙米德,《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一书的作者。中国在二战期间的经历,是至今有关二战这场最著名的世界冲突当中,最伟大却不为人知的故事之一。西方国家过去70年来,竟然不知道二战期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真的非常奇怪。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我认为现在看来,中华民国的确是被遗忘的盟友,不过战时并非如此,美国当时的想法或许是认为中国这个盟友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罗斯福当时帮助中国,当然他也有他的动机。他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一股稳定的力量,基本上美国对中国是非常同情的,出于一种真诚的同情。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可以在战场上贡献得更多,也许并没有考虑到国民政府在那场战争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后来美国可能是把苏联战场上盟军的发展跟中国战场上的发展作比较。那中国的确落后苏联抵抗德国的成果。但我们消极的贡献是牵制了几乎一百万日本的军队,这一百万日本军队如果送到南洋战场,美军子弟不知道要死多少。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打了6年,苏联打了5年,美国打了4年都不到,所以真正打了8年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阵亡了2个集团军的总司令,2个集团军总司令等于1个美军的军团司令。我们阵亡了8位军长,我们阵亡了20位师长。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中华民国国军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宁死不降!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比京九国会议还没有开完,蒋介石下令一定要死守,他甚至发电报给龙云,龙云是云南的省主席,他让龙云派兵来。所以八百壮士的背后有一段外交故事。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四行仓库是我们最后的守卫阵地,最后我们达成任务了,退到苏州河南岸,苏州河南岸是租界。当时跟租界协商好了,他们当时知道我们的军队在那里,这种固守的精神还是很了不起!

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国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为了比京九国会议,当时中华民国派了五位大使参加,可以想见这个会议有多重要,几乎开了三个礼拜,十九个国家参加,最主要是想请日本来一起协调停火。日本拒绝来,但是日本拒绝来以后,发表一个声明谴责日本侵华。所以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外交上很重要的动作。

八百壮士的孤军奋战,不但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军队的表现也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为美国后来援助中国提供了一定的信心。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抗战的时候,我们觉得八年好漫长。

前飞虎队员李其深:当时的八年,是我们年轻生命的三分之一,现在回想那八年却犹如一晃眼。我们现在没有再一个八年可活了。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别这么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飞虎队员李其深:当人们说:噢,你是飞虎队的!我说,我是一只垂死的老虎。我们都快成死老虎了…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最近因为岁数大了,要体检。脑部做扫描,医生说你的脑部怎么有金属反应,原来是日军当时给我的小弹片现在还在里面。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弹片,所以我70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所以我还要谢谢这个弹片。

郝柏村的重返抗日战场之旅,除了涵盖华中、华北几个主要会战的地点之外,在华南行当中,也特别来到了飞虎队的基地─昆明。

郝柏村回忆抗战期间,带领100名士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头一次坐飞机,飞的就是美中两国在印度与云南之间的驼峰航线。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当时坐飞机,我们很多兵。过了两个山就到了。所以后来部队到了,有些兵想家,逃兵逃了。后来印度人抓到了给中国人。我问他怎么逃了,他说想回家。我说,家那么远你怎么回家?他说没有啊,就是过两座山啊。原来飞机就飞了十几二十分钟。

从1942年5月开辟驼峰航线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总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2年被派往印度担任教官的陈鸿铨,也曾经多次执行“飞越驼峰”的任务。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驼峰最高大概2万多尺,最低大概1万6千多尺。再飞高用氧气多,不用氧气绝对不行。所以只能在1万6千尺的高度过去。

前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驼峰空运三年,运输了80多万吨的物资,对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假使说发动机不好,跳伞以后下面就是野人山了,绝对无法生还。所以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很冒险的死亡之谷。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2015年7月2日,陈鸿铨和李其深从纽约飞抵台北,出席台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

美台两地的飞虎老兵齐聚一堂,回忆当年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情义岁月。陈鸿铨想起1944年9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第七、第八、和第二十八等三个中队,联合突袭汉口时遭到日机拦截的生死一瞬间。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我当时正准备要开枪时,一排子弹从我后头飞过来了,很多子弹。我的僚机一看,觉得长机恐怕绝对完蛋了。我也没办法,马上就翻下去,打了就跑嘛!我回头一看,是一架P40, Flying Tiger(飞虎队员),我自己人,是一个美国人。我心想大概我的飞机一定中弹了,飞不回去了。不过后来还好,空战慢慢就完了,完了我们就回去了。我就问领队:我要知道谁打我的?我非常愤怒,六挺点五零重机枪绝对会把我打下来的,还好我飞机一个子弹都没有中。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可能上帝留着我今天在这里讲故事。头一次问,领队没有讲。等第二次问。我的副大队长在边上,叫我过去。过去以后,他拉着我到柜子旁边,打开一瓶白兰地。拿个杯子倒一杯给我。我喝了之后,他说,宽恕是最高的荣誉。

(台湾园山饭店)

70多年后,陈鸿铨重新穿上仿当年样式的飞行服,英姿不减当年,只是当时一起喝酒的战友们大多都已经不在了。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很多老兵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见证者,我来替他们接受(致敬)。今天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每个军人都高兴,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那些没有来的人,我们替他们来参加。

(7/5/2015 台北松山机场)

前飞虎队员陈鸿铨:我进空军的时候有360多人,毕业只有108人,从美国受训回来剩下98人,到了抗战胜利的时候剩50几人。现在就剩下5人,在美国就2人。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庆祝胜利70周年,但是我们也难过,很多同学都不在了。

(7/5/2015 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

飞虎老兵的这趟台湾之行,除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战力展示,也特别前往台中的清泉岗参观,这里曾经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前飞虎队员李其深:看到这些战机让我印象很深刻,和我们在二战中使用的飞机比起来,这些战机要先进多了,但我们那时还是完成了任务,靠我们仅有的力量最终打赢战争。我在这趟旅程中遇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希望以后每个周年都还能再来见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个愿望是否能实现。

(7/6/2015 台北空军司令部)

美籍援华飞行员朱安琪:这次回来,我觉得就像回家一样。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十几岁。在美国来讲,十几岁还在上学。我回来以后,就不是在美国了,是在空军里面,由空军把我带大。所以我很感谢空军对我的爱护。

1939年,年仅15岁的朱安琪,以旅美华侨的身分回国参战,曾驾驶霍克三型与飞虎机执行多达72次作战任务。朱安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空军永远的上尉。

美籍援华飞行员朱安琪:我14岁开始飞行,我记得只飞了十五个钟头就单飞了。后来空军招考,招生第三期的时候,我就报名去考了。那时年纪比较小,我和家里头讲,父亲同意后,我就把岁数提高了两岁。按道理来讲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心想救国要紧,杀敌要紧,所以多报了两岁。

朱安琪在台湾的最后一天,想起了1939年那年夏天从军之前,在旧金山的码头上和双亲道别。

美籍援华飞行员朱安琪:因为我父亲也非常爱国,我也懂得他的心理。我回去是没有预备要回来的。那时候就是一张单程机票 one way trip,去了不一定能回来。家里头当然不说话,但是我知道他们心理特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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