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司法改革的大动作。3月29日，最高检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宣布2017年年底前全面铺开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工作。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相关报告，提到“探索在主城区、城乡接合部、刑事案件高发区域公安派出所设立驻所检察室（官）”。
“检察官驻派出所”，意味着检察院将对公安机关实行“近距离”监督，在办案一线实现监督的可获得性，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公安独大”“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格局。过去的司法政策，过度强调打击犯罪的“效率”，强调公安机关在司法活动中的主动地位，结果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公安“做菜”，检察院“端菜”，而真正负责定罪量刑的法院，只能被动地“吃菜”。
很多刑事案件在公安侦查的阶段（目前很多案件由派出所侦办），就“先入为主”地定了性，并且留下主要证据相互矛盾（甚至缺乏直接证据）、刑讯逼供嫌疑等隐患。等到由检察院、法院认定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证据不充分等严重问题，宣布不起诉、宣判无罪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这几年被曝光的诸多冤案，很多就是因为缺乏对侦查阶段的有效监督。比如，浙江的张氏叔侄冤案，警方在看守所动用了“狱侦耳目”等非法侦查手段，甚至在死者指甲遗留物质DNA检验排除为张氏叔侄的情况下，还认定凶手即是他们。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福建“小偷被追，滑倒死亡案”，被当地警方认定失主构成“过失伤害致人死亡”，后来即便被检察院“退侦”，仍旧继续移送公诉。
美剧里，警察觉得某人有嫌疑要拘捕、搜查，要向法官申请拘捕令、搜查令，同时也必须向法官提供相应的证据，这就形成了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
从技术层面分析，检察院“监督前置”也有其必要性。经统计，公安派出所办理刑事案件，从立案到向检察院“报批捕”的平均时间为21天。这21天的侦查取证工作占整个办案侦查活动的90%，搜集证据数量占案件的80%以上，当仁不让成为侦查监督的重点，但因为之前检察机关只能被动、消极地在拿到“报捕”材料后才正式开始行使监督权，所以往往导致监督滞后。
这次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探索“检察室（官）驻派出所”的新机制，就是为了实现监督的“关口前移”，从被动监督变为主动监督，从侦查的事后监督变为侦查的过程监督，真正全面落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司法一线就努力把刑讯逼供、非法证据等问题解决掉。
可以预见，全面落实“检察（室）官驻派出所”之后，中国刑事案件的侦破程序会被全面改变。公安机关专注于勘测现场、搜集线索、抓捕嫌疑人等“强力”活动，而案件的司法定性、证据收集（有罪证据、无罪证据）等司法活动，将更多由驻所检察官执行。
在这轮司法改革中，“检察（室）官驻派出所” 是一项四两拨千斤的司法制度创新之举。一改之前检察院被动等待公安机关“报批捕”和“移送”的局面，督促办案警官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相对于公安的人员、派出所的数量，目前检察院的人力、物力是不匹配的，到底派驻多少检察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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